西南文化区的多样特征及文化交流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西南地区巴、蜀、百濮、百越等族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接受邻近的诸侯国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文化面貌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是蜀国开明王朝时期，诸王奉行积极向外拓展的政策，其辖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234]开明王朝有一套礼乐制度，《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帝始立宗庙，“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235]四川新都县战国中期的蜀王墓，[236]出土大小青铜器188件，5件为1组的器物有：列鼎、壶、罍、三足盘形器、豆形器、釜、鍪、编钟、剑、刀、戈、钺等 20种，170件，34套，多数器物大小有序。2件为1组的器物有：敦、豆、缶、盘、鉴、甑、匜、鬲、勺，共9种，18件。这些器物主要是礼器，列鼎出土时，有3件分别盛有鸡、羊、猪骨骸。蜀式兵器中以无胡戈最具特色，其次是柳叶形短剑。

巴国原为姬姓诸侯国，进入春秋以后，力图向东发展，曾一度与楚结盟，后结盟破裂，不得不举国南迁，至川东鄂西之间与当地土著人共存，逐渐变俗易服，被诸夏国视为蛮夷。但巴国仍保有原来的礼乐制度，在涪陵小田溪发掘的三座巴国墓葬中，1号墓出土了一组编钟，共14件，2号墓出土了虎纽錞于和钲各1件。[237]虎纹，为巴蜀文化的显著特征，尤其是巴文化更为突出。巴人还有岩葬（悬棺葬），居住干栏式房屋等习俗。

巴蜀文化与楚文化有许多相近之处，这是当时两地文化交流，民风互染的结果。

西南云贵高原，民族繁多，文化面貌多样。如滇国、夜郎文化既有本地特色，也有楚文化和巴蜀文化因素，如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群[238]出土的滇国青铜器，其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的立雕像，人物有椎髻、辫发、穿耳、跣足等习俗，出土的无格式青铜剑与巴蜀的柳叶形短剑属于统一风格。滇地出土的戈，主要是无胡戈。贵州赫章县可乐镇发掘的夜郎人墓葬108座，埋葬习俗盛行“套头葬”。有的在死者头部和足部各套一件大铜釜，脸上还盖一件铜洗；有的在头部套一件大铜釜，脚下垫一件大铜洗；有的仅在头部套一件铜釜；还有用铜戈插于头侧。墓葬共出土铜、铁、陶、漆、骨、玉等500多件器物。其中用于“套头葬”的辫索纹大铜釜口沿上铸造的一对造型威武的立虎尤其引人注目。卷云纹柄首的青铜剑、饰有人形图案的直内无胡铜戈，表现出与滇文化及巴蜀文化相似的风格，反映了不同地域文化间的交往。[239]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区域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诸侯国地区取得很高的文化成就，尤其在学术思想方面，出现了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后世的政治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四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一方面表现出迥异于诸侯国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受诸侯国文化影响以及区域内各民族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因素。可见，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1]《诗·小雅·北山》。

[2]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58页）认为春秋时代止于《春秋》一书所记载的鲁国编年史的末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页）认为春秋时代止于《史记·六国年表》所载的周元王元年（前475）；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则是以韩赵魏灭智伯、三家分晋的鲁悼公四年（前453）为春秋下限。

[3]但瞿同祖统计春秋时期存在的诸侯国共有132个（《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页）。

[4]下述内容主要参考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古时代，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876～1058页。

[5]《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二》。

[6]《左传·成公七年》。

[7]《国语》卷一六《郑语》。

[8]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2页。

[9]《公羊传·僖公四年》。

[10]《国语》卷一〇《晋语四》。

[11]《史记》卷五《秦本纪五》。

[12]《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十一》。

[13]《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十一》。

[14]《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五》。

[15]《史记》卷四〇《索隐》称：“此榆关当在大梁之西”。

[16]《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十六》。

[17]《战国策》卷二九《燕策一》。

[18]《史记》卷三四《燕昭公世家四》。

[19]《韩非子》卷一九《五蠹四十九》。

[20]《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八》。

[21]《战国策》卷三三《中山策》。

[2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二十七》。

[23]《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十三》。

[24]《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十六》。

[25]张博泉、程妮娜《中国地方史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26]关于夏、商、周文化的分析主要参见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5页；伍雄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5页；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页。

[27]《论语注疏》卷二。

[28]《公羊传·僖公四年》。

[29]《史记》卷五《秦本纪五》。

[30]《左传·闵公元年》。

[31]《论语注疏》卷三。

[32]《左传·定公十年》。

[33]《左传·僖公十年》。

[34]《战国策》卷五《秦三》。

[35]《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五》。

[36]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9～175页。

[37]《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38]《左传·宣公七年》。

[39]《左传·宣公九年》。

[40]《左传·襄公六年》。

[41]《尚书注疏》卷一九《周书》。

[42]《左传·昭公三十年》。

[43]《左传·僖公十三年》。

[44]《逸周书》卷七《王会篇》；《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一》。

[45]《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一》。

[46]《逸周书》卷七《王会篇》。

[47]王应麟《逸周书补注》。

[48]《逸周书》卷七《王会篇》。

[49]《逸周书》卷七《王会篇》。

[50]《论衡》卷一九《恢国篇》。

[51]《逸周书》卷七《王会篇》。

[52]《逸周书》卷七《王会篇》。

[53]《逸周书》卷七《王会篇》。

[54]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55]《周礼注疏》卷三三。

[56]《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一》。

[57]《周礼注疏》卷一四。

[58]“北戎”是“赤狄”在公元前606年以前的称呼。参见吕涛《中华文明史》（第2卷先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59]《左传·隐公九年》。

[60]《左传·桓公二年》。

[61]“戎椒”是一种特别的豆类。

[62]关于长狄的居地还有一说认为在齐之北。

[63]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长狄灭而其后裔或合于后之鲜虞”。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68页。

[64]《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例传五十》。

[65]《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二十一》。

[66]《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二十一》。

[67]吕涛《中华文明史》（第2卷先秦），第695页。

[68]程妮娜《辽东设郡县考》，《沈阳建城始源论文集》，沈阳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69]《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五十》。

[70]辽西郡治在何处有争议，此外，有人认为在今辽宁绥中古城寨古城；还有人认为是今内蒙古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8页。

[71]《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十三》。

[72]《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五十》。

[73]《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五十》。

[7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

[75]《史记》卷五《秦本纪五》。

[76]关于瓜州在今天什么地方，有不同的看法：杜预认为其在今天甘肃敦煌县；王钟翰认为瓜州在秦雍都附近，泾、洛水中上游及陕北一带；王玉哲在《论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南开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这篇文章中认为其在今山西省北部。

[77]《左传·昭公十七年》。

[78]《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79]《册府元龟》卷七九五《总録部》。

[80]《史记》卷四〇《楚世家十》。关于楚始兴的丹阳地理位置，由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因楚都屡迁及其支属往往以所都从其祖居地名而将丹阳注释在多处，因而对鬻熊时期的丹阳所在也众说纷纭，经历史地理学界反复讨论，最初的丹阳在淅川境，盖可定论。

[81]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5页。

[82]《史记》卷四〇《楚世家十》。

[83]《左传·昭公十九年》。

[84]《史记》卷四〇《楚世家十》。楚“始开濮地而有之”。实为占领部分濮人地区。

[85]关于巴究竟被谁所灭，史书记载不一，有的史书记载巴为楚所灭，《太平寰宇记》云：“古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奚，各为一奚之长。”

[86]《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

[8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号曰句吴”，颜师古注：“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

[88]《吕氏春秋·贵直论三·知化》“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谏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语言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相同，语言相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与我亦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当时也以地域、语言、习俗、经济生活等条件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

[89]《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一》。

[90]上述内容参见刘惠和《荆蛮考》，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91]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92]《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十一》。

[93]《史记》卷四《周本纪四》。

[94]《国语》卷六《齐语》韦昭注。

[95]以下官职内容主要参见杨升南《世官制的盛行及其衰亡——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官制》、《名称与中原不同的楚国官制》，《文史知识》1984年第1、2期。

[9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97]《国语》卷六《齐语》。

[98]《国语》卷六《齐语》。

[99]《史记》卷五《秦本纪五》记载，秦武公十年（前 688）秦“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此后整个春秋时期不再见到秦国置县，因此周振鹤认为，上述记载只能说明秦国领域扩展到这一地区。（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00]《左传·哀公十七年》。

[101]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

[102]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9～29页。

[103]顾炎武《日知录》。

[104]《史记》卷五《秦本纪五》。

[105]《左传·文公八年》。

[106]《左传·襄公四年》。

[107]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08]《公羊传·僖公四年》。

[109]《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二》。但是，《春秋左传正义》卷一〇记载，“齐人伐山戎”，在公元前664年（庄公三十年）。

[110]《论衡》卷二八《书解》。

[111]《韩非子》卷二《扬权》。

[112]《荀子》卷七《王霸》。

[113]《战国策》卷一〇《齐策三》：“安邑者，魏之柱国也；晋阳者，赵之柱国也；鄢郢者，楚之柱国也。”高诱注：“柱国，都也。”

[114]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6页。

[115]杨宽《战国史》，第213～214页。

[116]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35页。

[117]杨升南《世官制的盛行及其衰亡——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官制》，《文史知识》1984年第1期。(www.xing528.com)

[118]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5页。

[119]宁可《中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120]《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七》。

[121]新石器遗址曾出土了石犁（内蒙古昭乌达盟科尔沁旗博勒庙区和浙江杭州水田坂遗址都曾出土），可知新石器时代有些地区已经用畜力耕作。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推测，认为商代已经有了牛耕，但是此说的论据还不是很充分。

[122]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123]“五谷”之说见于《论语·微子十八》、《孟子·滕文公上》等。关于“五谷”具体内容，一说是稻、黍、稷、麦、菽 ；另一说是麻、黍、稷、麦、菽。

[124]《周官总义》卷三中记载，周天子进膳时，“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六谷指黍、稷、稻、粱、麦、苽。

[125]《周礼注疏》卷二记载，九谷指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麦、小麦；《周礼句解》卷一记载，九谷指黍、稷、稻、梁、秫、苽、麻、麦、豆 ；《周礼传》卷一记载，九谷指黍、稷、稻、粱、麻、麦、菽、苽、蕡。

[126]杨宽《战国史》，第52页。

[127]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28]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148页。

[12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63页。

[13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131]顾德融、朱顺龙认为葛是麻中的一种，认为麻主要包括大麻、苎麻和葛麻三种。参见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132]《管子》卷二三《地数七十七》。

[133]《左传·成公六年》。

[134]《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六十九》。

[135]《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九》。

[136]《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七》。

[137]《水经注》卷三三《江水》。

[138]《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39]《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六十九》。

[140]《商君书·弱民二十》。

[141]《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传》。

[142]《越绝书》卷一一《越绝外传记宝剑十三》。

[143]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14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145]《越绝书》卷一〇《越绝外传记吴王占梦十二》。

[146]《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六十六》。

[147]《战国楚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2期。

[148]参见罗真宗、秦浩《中华文物鉴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107页。

[149]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第187页。

[150]《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五十》。

[151]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丛刊》1986年第2期。

[15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7期。

[153]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154]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与历史》（第 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155]《国语》卷五《鲁语下》。

[156]《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五十》。

[157]《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158]杨建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159]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160]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125页。

[161]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162]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29～30页。

[16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164]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6页。

[165]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122页。

[166]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36页。

[167]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168]《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五十六》。

[169]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170]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171]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第22页。

[172]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4页。

[173]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第22～23、30页。

[17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2页；杨宽《战国史》，第96页。

[175]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页。

[176]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0页。

[177]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178]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转引自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 9页。

[179]李瑞兰《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9页。

[180]《墨子》卷一四《兼爱上》。

[181]《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九》。

[182]上述参见单远慕《中原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410页。

[183]《左传·定公四年》。

[184]《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三》。

[185]《韩非子》卷四《和氏》。

[186]《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三》。

[187]《韩非子》卷二《有度》。

[188]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317页。

[189]《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190]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年第7期。

[191]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

[192]上述参见乔志强、李书吉《晋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19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六》。

[194]《论语》卷一二《颜渊》。

[195]《孟子》卷三《公孙丑上》。

[196]《孟子》卷一四《尽心下》。

[197]《孟子》卷一四《尽心下》。

[198]《荀子》卷一七《性恶》。

[199]《荀子》卷一七《性恶》。

[200]《风俗通义》卷七《穷通》。

[201]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71页。

[202]上述参见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203]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年第7期。

[204]《左传·昭公二年》。

[20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206]韩愈《送董邵南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

[207]《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十三》。

[208]参见乔志强、李书吉《晋文化志》，第118页。

[209]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56页。

[210]《老子》七八《任信》。

[211]《老子》七五《贪损》。

[212]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213]以上参见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508页。

[214]上述参见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9页。

[215]《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一》。

[216]《吕氏春秋》卷二三《知化》。

[217]上述参见吴可主编《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5页。

[218]吴可主编《吴越文化志》，第233页。

[219]《博物志》卷一。

[220]《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十》。

[221]《汉书》卷六《严助传》。

[222]《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223]《太平御览》卷一三五。

[224]这种青铜短剑分布地区极为广泛，在辽宁、内蒙古东南、河北北部、吉林中南部和朝鲜半岛部分地区均有发现，但青铜短剑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分布地域有一定差异。林沄先生认为这种“东北系铜剑”应是秽貊、真番、朝鲜等族的祖先所共有的一种遗物（《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青铜短剑文化是东胡人的文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72页）。

[225]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考古》1985年第2期。

[226]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1977年第6期。

[227]许明纲、许玉林《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228]上述内容皆参见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116，120，124～125 页。

[229]《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十三》。

[230]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

[231]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32]《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233]西域文化部分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7、40～44页。

[234]《华阳国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235]段渝认为始立宗庙，应理解为在新迁都城内重建宗庙。参见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236]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237]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238]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9年版；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239]《重大发现年年有，去年考古又不同——2001年中国考古重大新发现扫描》，《光明日报》2002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