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经济区的发展与黄河流域有差距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于黄河流域来说，要落后很多。

（一）农业

南方农作物以稻为主，水利建设至关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开始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农田灌溉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楚庄王时，孙叔敖主持修建了芍陂（今安徽寿县），可溉田1万多顷，这是我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虽然开凿运河的最初目的是为北上争霸战争运输物资，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到了灌溉之利。秦昭王时期，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史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136]建成后“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137]收到了“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138]的功效，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尽管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农业水利建设发展较大。但史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139]火耕，即是用火烧掉田间的杂草、灌木，使用草木灰作为肥料，种植稻谷。水耨，耨作耘，即是用水除草。当时使用的农具主要有铲、锄、镰等，铁制工具逐渐取代了木、石工具，促进了耕作方法的进步，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亦应有所提高。但从总体水平上看，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水平明显落后于黄河流域。

（二）手工业

1.冶铁业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冶铁业比较发达，史书记载：“楚国之民……宛钜铁釶，利若蜂虿。”[140]秦昭王曾言：“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141]吴、越、楚国出产的剑以质量上乘而著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洩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奏之楚王。”[142]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一把剑，经过化验分析得知金相组织为含0.5左右的中碳钢。[143]

从战国时代开始，江南地区也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被应用到农业、手工业、兵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铸造的农具主要有铲、锄、镰、插镢、锤、斧、凿、刮刀等。铁兵器主要有铁剑、铁锥、铁鉫、铁甲、铁杖、铁钩钜、铁殳、铁铦等等。使用铁器的地域范围也逐渐扩大，1974年在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了181件铁器，其中170余件为生产工具，其中有锄89件、斧10件、锛6件、凿6件、刮刀59件、削9件。[144]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www.xing528.com)

2.纺织业

长江流域诸国普遍种桑养蚕，《禹贡》记载长江流域各地土特产品时说，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出产纻麻织成的布。荆州（今湖南、湖北和四川南部等地）出产玄纁色的丝织品，羽、毛、革类织品。楚、吴、越国皆盛产丝绸，吴王夫差曾一次就赐给太宰伯嚭，杂缯40匹。[145]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后，在葛山引野生葛为人工培植，织造出上好的葛布，勾践曾把葛布献给吴王夫差。楚国不仅蚕桑业较发达，丝织品的织造技术也有进步，史书记载楚庄王的爱马曾“衣以文绣”。[146]1957年，在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了“对龙对凤纹锦”，说明南方已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动物纹提花技术。[147]

3.陶瓷制造业

吴、越地区原始瓷业比较发达，仅浙江德清就发现了40多处原始瓷窑。在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的吴、越遗址，普遍出土了大批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如浙江镇海出土的原始青瓷钟，高33.8厘米，结构与春秋时的青铜钟一样。[148]江苏句容马粟发现的10座春秋中晚期墓葬内的原始瓷器占随葬品总数的 26.5%。[149]

（三）商业贸易

战国时期，楚国的郢都是当时工商业城市。桓谭《新论》记载楚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越国的吴（今江苏苏州）也是当时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其交通发达，商业繁荣。除了各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外，中原各国还同边远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如在今阿尔泰山西麓的古代墓葬中发现楚国制造的四山纹铜镜和丝织品。出土的“鄂君启节”铭文记载，当时的货物运输，陆路以50辆车为限，水路以150只船为限，可见当时从事长途贩运的规模与货物数量之大。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流通量加大。春秋时期楚国多种货币并存，《尚书·禹贡》称：“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金、银、铜）。”史载，陶朱公曾因其“中男杀人，囚于楚”，于是以“黄金千镒”贿赂楚王臣下庄生。楚国“三钱之府”贮存的三种钱已无从考察，但可以肯定黄金是楚国通用的重要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