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越族）是东南和南部地区的一大族群，其分布地域遍及我国东南及南方各地，相当于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湖南等省区甚至包括境外越南的大片地区。夏商周时期的百越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尽管分布地域广阔、支系众多，在文化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差异性，但就其总体而言，共同性还是很明显的。
（一）习俗
夏商周时期的百越人在饮食、发式、图腾崇拜和葬俗等方面富有特色。古越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人工栽培水稻，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夏商周时期水稻的栽培技术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民的饮食主要以粮食为主。除此之外，古越人还大量捕捞鱼鳖蛇蛤以及其它水生小动物，作为它们食物的重要来源。文献记载：“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姑于越纳，姑妹珎，且瓯文蜃，若人玄贝。”[253] 百越人把“海蛤”、“文蜃”、“蝉蛇”和“玄贝”等蛇蛤之类，视为“顺食之美”。广东佛山河宕遗址中出土了3500多块各种陆栖和水生动物的遗骨，有猪（已有家养）、牛、狗、鹿、猕猴、象、鸟和鳄以及鱼类、鳖类、蚬蚌、牡砺、螺等。[254]
断发文身，是越人沿海地区的一种普遍习俗。断发即“剪发使短，冒首代冠，而不束发加冠”之意，这种习俗在当时被行周礼的中原人认为是不礼。文身就是在皮肤上先用针刺出各种纹样，然后再染上墨，这样伤口愈合之后，青灰色的墨文纹样就永久地保留下来。吴人在很早就有断发文身的习俗，《论衡·书虚篇》云：“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的两个儿子太伯和仲雍，为了把王位让给弟弟季历，逃避到越人地区“文身断发”。《论衡·四讳篇》记载吴太伯说：“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此俗一直延续至汉代。在江西贵溪越人崖墓二号墓的第四号棺男性死者头骨左侧，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束两头整齐，长约5厘米的头发，学者认为这应是死者生前剪断，死后放入棺内随葬的，很可能是古越人断发习俗的反映。[255]当时的古越人受到蛟龙的危害十分严重，为了“避蛟龙之害”，所以纹身。他们认为身体上刺以“龙蛇”等纹，就不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的图腾崇拜对象蛇神会庇护他们。[256]
越人拔牙的习俗见于史料记载较少，但从考古发掘资料中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在广东的增城金兰寺和佛山河宕，福建闽候昙石山等地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都发现了拔牙的标本，在河宕的77座古墓中，有19个成年男女拔过牙。他们多数是拔去上侧门齿。[257]
在葬俗方面，崖葬是古越人最具特色的葬俗。所谓崖葬就是指在崖穴或崖壁上安葬棺木的一种葬俗，也被称作“悬棺葬”。这种葬俗主要分布在武夷山区及其临近的闽浙赣等地高山悬崖地区。萧子开《建安记》云：武夷山“半岩有悬棺数千”。江西的龙虎山仙岩，《鸡肋集》记载：“其高处穴中，往往如囷仓棺椁云，盖仙人所居也。”考古工作者于1973年和1978年先后考察清理了福建崇安武夷山的两座崖葬墓，根据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3400年左右，相当于商代晚期。越人之所以实行崖葬之俗，是因为高大耸天的山峰，常被古人看成是通往上天的道路而受崇拜，而山峰的雄伟和难以接近，又被幻想为神灵的住所而受崇拜。[258]崖葬并不是所有越人的葬俗，实行这种葬俗必须具备高山悬崖的自然条件和一定的经济条件，要把棺木置于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需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越人的葬俗除了崖葬之外，在苏南、太湖周边地区还盛行土墩葬和石室葬，福建、广东一带盛行土坑葬。[259]
越人的造船业十分的发达，据《艺文类聚》引《周书》有“周成王时，于越献舟”的记载。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一带，越人使楫驾舟的历史源远流长。1958年，在杭州水田畈和吴兴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木浆。70年代又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木浆多件。这表明越族的先民们，早在距今5000～7000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善于舟”的历史了。史籍中关于越人善舟的记载很多，《越绝书》记载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在建筑形式上，越人同商人、周人有明显区别。他们建造并居住在一种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里，又名“楼居”，楼上住人，楼下圈畜。这种房子早在6000～7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当地居民就已经普遍地采用了。如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吴兴的钱山漾和杭州的水田畈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遗迹发现。直到近代，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和福建、两广等地山区的人们，其房屋形式还可以看到干栏式建筑的遗制。
越人崇拜的图腾，一是蛇，一是鸟。他们把蛇和鸟视为自己的祖先，通常在建筑物上、器物上、甚至自己身上描绘蛇或鸟的图案，以求获得他们祖先神所赐予的力量和保护。
（二）语言
古代越人的语言，在2000年前就基本消失了，我们现在只能从扬雄的《方言》和袁康的《越绝书》等文献记载中，看出古越语的一些具体特点：发音轻利急速；有些词同汉语不同；各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即将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260]林惠祥先生则认为越语是一种胶着语，“越语在古时确是大异于北方诸族语言，而且其性质也确实不像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而像是多音拼合的胶着语，因此以北方语言译它每须二三字译一字，且译得很不妥切。如《左传》说越国人名大夫种（俗称文种），只一字，国语却记作诸稽郢三字，可见越语有些语音很特别，用华语一字不足，三字又太多”。[261]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了一则《越人歌》的故事，主要讲述楚人听越语要通过翻译。可见，越语和楚语，是不相同的。
（三）文字
关于越人的文字，文献缺乏记载。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刻划于各种器物上的符号或文字。江西清江县吴城商代遗址中，发现了150个刻在印纹陶器、原始陶器、釉陶器以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上的文字和符号。8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福建的闽侯和光泽的商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这种刻划文字或符号100个左右。对于这些刻划文字或符号是否是文字，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们只是方便于认识和记忆，随意刻划的原始记事的图形符号，不是文字。但更多的学者，经过系统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其中有一些符号可能是装饰性的纹饰，但也有不少确是文字。
综上所述，夏商周时期是华夏文化的形成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较周边地区要相对发展，并已经开始向周边辐射，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丰富多彩，在彼此交流和互动中共同发展、缔造着中华大地的文化。
[1]《国语》卷四《鲁语上》。
[2]《史记》卷二《夏本纪》。
[3]《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Ⅲ“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3页。
[4]余波《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5]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及形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4页。
[6]李瑞兰《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7]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8]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页。
[9]李瑞兰《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第89页。
[10]杜金鹏《陶爵——中国古代酒器研究之一》，《考古》1990年第6期。
[11]《史记》卷二《夏本纪》。
[12]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13]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14]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15]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第203页。
[16]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第145页。
[17]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18]《史记》卷三《殷本纪三》。
[19]汉代以来直到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西方说影响较大。认为商族的起源地在今天陕西关中一带。《史记》卷三《殷本纪》认为，商始祖契被封在商；东汉郑玄云商：“在太华之阳”；皇甫谧袭郑玄之说，谓即：“上洛商是也”（均见裴骃《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即认为商族的始居地在今陕西。
[20]近代史学大师王国维开创商族起源于东方说：“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观堂集林》卷一〇《殷周制度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王玉哲先生认为，商族起源于东方，商的远祖居地近海。（《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1]傅斯年、金景芳、张博泉等人主东北说，认为商族起源于燕山以北、辽西地区。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年，（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种；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张博泉《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
[22]丁山、邹衡、孙淼等人持漳水流域说，认为商族的起源地在今河北中部或南部及河南北部，其中心区域是漳河流域。参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版，第14～21页；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孙淼《夏商史稿》，第267页。
[23]徐中舒先生持渤海说，认为商是“古代环渤海而居的民族”。（《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本，1930年）。
[24]李民、郑杰祥、江应梁等认为商族兴于山西南部。李民《关于商族的起源》，《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 1期；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上册），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郑杰祥《夏史初探》，第96页。
[25]《史记》卷三《殷本纪三》。
[26]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一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
[27]《尚书注疏》：“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仲丁迁于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盘庚五迁，将治亳殷”；《史记》卷三《殷本纪三》汤：“既绌夏命，还亳”、“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乃遂涉河南，治亳”、“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28]《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殷汤所都。”《水经注·汲水》引阚骃曰：“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堰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
[29]《史记》卷三《殷本纪三》集解引皇甫谧说：“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
[30]《后汉书》志二〇《郡国志二》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八上》山阳郡薄县下引臣瓒注：“汤所都。”薄、亳二字古字相通。此亳地在今山东曹县南20里。
[31]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一二；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32]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251页。
[33]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34]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35]《史记》卷三《殷本纪三》集解引皇甫谧说；《水经注》卷七《济水》。
[36]范文澜《中国通史》：“近年来郑州发现很多商朝早期的遗址，据考古学者考证，当是隞都或傲都附近的居地。”（第1册，第42页）
[37]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1996年版，第93页。
[38]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29页。
[39]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2页。
[40]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30页。
[4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51页。
[42]《史记》卷三《殷本纪》索隐：“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
[43]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邢即耿，今河南温县东”。（第162页）
[4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耿，殷本纪则曰迁于邢。邢地在今清化镇一带。”（第31页）
[45]《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钜鹿郡邢州（今龙岗县），古祖乙迁于邢即此地，亦邢国也。”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祖乙迁于邢的地望，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的邢台市。”（第207页）
[4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52页。
[47]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第162页；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52页。
[48]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49]李瑞兰《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第92页。
[50]胡振宇、胡厚宣《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51]李民《夏商史探索》（序言，徐中舒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2]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54]孙淼《夏商史稿》，第653～655页。
[55]《通典》卷一八五《边防一》。
[56]《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57]《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
[58]《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5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60]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第163～164页。
[61]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第272页。
[6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63]《竹书纪年》卷上。
[64]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第278～279页。
[65]南京博物馆《江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66]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68]《史记》卷四《周本纪》（正义）引文。
[69]蜀的族属问题存在争议，也有学者认为蜀属于西方民族。
[70]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第279页。
[71]《史记》卷四《周本纪》。
[72]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51页。
[73]关于后稷与不窋的关系，《史记》卷四《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但对此学界有质疑。自汉以来，史家即认为太史公所记周初世系有错误。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第33～34页。
[74]《史记》卷四《周本纪》。
[75]关于豳地，许倬云认为，豳原是汾水流域的都邑，随着周人迁到陕西，该地名也迁到陕西（今陕西旬邑境）。参见《西周史》（增补本），第48～51页；徐中舒认为，豳，包括自山西西部到今甘肃陕西之间地区。参见徐中舒《西周史论述》，《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
[76]崇地地望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当在今陕西长安县或户县一带。
[77]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78]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上册），第73页。
[79]《史记》卷四《周本纪》。
[80]《国语》卷五《鲁语下》。
[81]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82]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第392页。
[83]《史记》卷四《周本纪》。
[84]《史记》卷四《周本纪》。
[85]《毛诗注疏》卷一六《大雅》。
[86]《诗札》卷一。
[87]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页。
[88]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第370页。
[89]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90]《尚书 ·甘誓》。
[91]《左传·昭公四年》。
[92]《韩非子》卷五《饰邪第十九》。
[93]《左传·昭公四年》。
[94]《左传·成公十三年》。
[95]《左传·哀公元年》杜预注。
[96]参见本书第一章。
[97]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98]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243～244页。
[9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100]《史记》卷二《夏本纪》。
[101]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102]《大戴礼记》卷一一《少閒第七十六》。
[103]《史记》卷三《殷本纪》“索隐”。
[104]《史记》卷二《夏本纪》。
[105]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76页。
[106]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403～413页。
[107]杨升南《商代的王权和对王权的神化》，《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8]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111页。
[109]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13辑），第 110页。
[110]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页。
[111]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344～347页。
[113]《谷梁传·宣公十五年》。
[114]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 141页。
[115]《战国策》卷一一《齐策四》。
[116]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古文献中，男、任、甸（田）同义。
[117]《说文解字》卷八上《文三十五》：“侯，伺望也。”《尚书 ·君奭》：“屏侯甸”。
[118]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154页。
[119]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第17页。
[120]林沄《林沄学术文集》，第99页。
[121]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123]《尚书注疏》卷四《虞书》“孔颖达疏”。
[124]《论语·季氏》。(www.xing528.com)
[125]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109页。
[126]《周礼订义》卷一四《总论冢宰官属》。
[127]《通典》卷二〇《职官二·三公总叙》。
[128]《荀子》卷五《王制篇》。
[129]《周礼》卷五上《秋官上》。
[130]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3～224页。
[131]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13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33]《国语》卷一六《郑语》。
[134]《礼记注疏》卷一一《王制》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
[135]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542页。
[136]《大戴礼记》卷一一《用兵》。
[137]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38]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13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140]《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七》。
[14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142]《天问》载：“有扈（易）牧竖。”
[143]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4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第2期；北京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年第4期。
[145]马洪路《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146]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147]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 1期。
[148]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149]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 475～479页。
[1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342页。
[1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40页。
[152]刘晋祥、董新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文物》1997年第8期。
[153]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朱延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154]马洪路《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第128～129页。
[1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20页。
[156]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157]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15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所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159]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60]马洪路《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第132页。
[16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梁山青堌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期。
[162]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杜，1992年版，第129～130页。
[163]马洪路《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第139页。
[164]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第248页。
[16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76页。
[166]陈振中等主张商人已大量使用青铜农具，参见《殷商青铜》，《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白云翔等主张商人只是开始使用青铜农具或使用青铜农具的初期阶段，《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167]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168]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223页。
[16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11003，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
[170]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第4期。
[171]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文物》1960年第8、9期。
[17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郭宝均《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1年第5期。
[173]河北省博物馆、文管会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第8期。
[174]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
[175]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76]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
[17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7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17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181]马洪路《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第164页。
[182]高汉玉《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年第6期。
[183]王国维《说玨朋》，《观堂集林》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184]孙淼《夏商史稿》，第479页。
[185]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86]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187]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88]《诗经·小雅·北山》。
[189]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并批判胡适井田辨观点和方法的错误》，《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190]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11页。
[191]《周礼 ·夏官 ·司马》；《周礼 ·秋官 ·司寇》；《周礼 ·春官 ·宗伯》。
[192]上述内容参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和《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有关省的西周部分。
[193]山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骨器制造作坊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4期。
[19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沣西发掘报告——1955～1957年陕西长安县沣西乡考古资料·张家坡居址》，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19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的两个西周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19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1961～19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8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1979～1981年陕西长安沣西、沣东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3期。
[19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沣西发掘报告——1955～1957年陕西长安县沣西乡考古资料·张家坡居址》，第78～79页。
[198]李也贞《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199]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第896页。
[200]马洪路《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第225页。
[201]马洪路《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第220页。
[202]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
[20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204]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05]《后汉书》志一九《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志一九。
[206]胡焕庸《中国人口史提要》，《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207]连同下面宋镇豪的研究参见同氏《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112页。
[208]商代人口数量与分布皆参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99、111、113、115页。
[209]《后汉书》志一九《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210]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211]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上册），第27页。
[212]李瑞兰《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6页。
[213]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214]《左传·文公十八年》。
[215]《太平御览》卷五二三《礼仪部二》。
[216]《太平御览》卷五六三《乐部一》。
[217]《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218]《册府元龟》卷九四六《总録部》。
[219]《太平御览》卷六三五《刑法部一》。
[220]《周礼集说》卷七《司士》。
[221]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57页。
[222]《五礼通考》卷一八一《嘉礼五十四》。
[223]《左传·昭公十七年》。
[224]绛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页。
[225]《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二》。
[226]《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三》。
[227]王树明《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笛柄杯简说》，《齐鲁艺苑》1986年第5期。
[22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小组《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5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229]《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二》。
[230]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23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232]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233]关于东北文化区主要参照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241～287页。
[2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23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
[236]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237]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考古》1977年第5期。
[23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39]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240]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
[241]《礼记集说》卷三二。
[242]王文光编著《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3页。
[243]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页。
[244]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第 164页。
[245]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336页。
[246]段渝《四川通史》（第 1册），第 171页。
[247]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第231～232页。
[248]尹盛平《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 258页。
[249]汪宁生《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250]《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
[251]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王毅《古代四川的龟卜》，《历史知识》1988年第6期。
[252]宗教信仰、巫术与占卜这两部分主要参照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第175～185、234～236页。
[253]《逸周书》卷七《王会篇》。
[254]杨式挺、陈志杰《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页。
[255]刘诗中、许智范、程应林《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俗和文化特征》，《文物》1980年第11期。
[256]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257]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28页。
[258]朱天顺《原始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页。
[259]蒋炳钊、吴绵吉、辛士成《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396页。
[260]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士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页。
[261]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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