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在今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诞生了巴和蜀两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创造了有别于其它地域的独具特色的文化。
（一）习俗
古巴蜀两地的民风习尚明显不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地“多斑釆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从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青铜全身人像、人头像来看，蜀人的衣、冠、发式具有不同的形式。大体说来，衣式有左衽、右衽、对襟等，长袍、短衣皆具，长袍后摆呈燕尾形。发式主要有椎髻、编发、盘发等。冠式有高冠、平顶冠、双角头盔等。蜀人饮食以粮为主，蔬菜丰富，肉食较多。尚滋味，好辛辣，喜鲜香。[243]
（二）文字
古蜀国的文字，从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有表意文字和象形文字两种。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四川郫县、新都、万县和湖南常德等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铜戈上，发现一种与中原古文字不同的文字。这种巴蜀古文字作方块形，偏旁结构与汉字有别，运用汉语古文字的方法也不能解读，属于表意文字的范畴。它是不同于汉语古文字的一个独立的文字系统。根据文字的发展演进规律，当时的巴蜀文字已经相当成熟。因此有学者据此并结合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刻划符号，认为至迟在商代晚期，巴蜀方块字便已产生。[244]
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还出现了一种与祭祀有关的象形文字，学术界通称为巴蜀符号，这些符号往往铭刻在青铜器、漆器和其他器物上，按其形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观象形，笔画繁复的符号；另一类是不易看出象形、经过相当简化的抽象符号。两类符号各包括一系列独体单符和由独体单符组成的复合符号。单符已发现百余种，成组的复合符号发现得更多，是已经定型化的符号。[245]同时从荥经、新都、青川以及其它地点出土的巴蜀器物来看，殷周至战国时代，蜀在使用自己文字的同时，也使用了中原文字。[246]
古巴王族是汉阳诸姬之一，应当使用与周同样的殷商文字，但是在川东、湘西、鄂西、黔东北等地发现许多刻有许多巴蜀符号的巴国青铜器和印章，这说明巴人也借用了蜀的古文字，同时也是巴王族“变服从其俗”[247]的结果。
（三）艺术(www.xing528.com)
巴蜀人喜好歌舞。蜀国开明王曾亲自作歌，《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王为了取悦他的妃子，曾作“东平之歌以乐之”，妃子死后，王悲悼，作《叟邪歌》、《陇归之曲》。巴地很早就有了音乐记载，《世本·作篇》载巴地人“夔作乐”。相传夔是帝舜之乐官，《尚书·尧典》记载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巴族的舞蹈风格勇武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华阳国志·巴志》记武王伐纣时“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陕南汉中地区城固苏村遗址出土了商代23件铜脸壳，尹盛平先生认为这些脸壳当是巴人歌舞时所戴的面具。[248]殷代的巴族舞蹈对西周乐舞发生过重要影响。历代史籍所载周初为纪念武王伐纣而创作的“大武舞”，其动作设计就是直接取之于巴族的舞蹈。[249]
（四）宗教信仰
夏商周时期川西蜀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有泛灵信仰、主神信仰、祖先崇拜、大石崇拜。泛灵信仰即是相信万物有灵，而对万物崇拜中常见的主题是对虎、豹、虫、蛇、牛、羊、马、鱼、鸟、鹰、鸡等动物的崇拜，以及人们想象中的龙、凤、夔和其它怪兽。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各种金、铜、玉、陶动物雕像，即是蜀人顶礼膜拜的神灵。《淮南子》记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这说明古蜀人的宗教信仰中已经产生了“帝”的观念，并把帝作为主神来信仰，认为帝能上下于天地，高踞于群神之上。蜀人的祖先崇拜也十分发达，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人物雕像群可能与早期蜀王国祖先崇拜有密切关系。杜宇和开明王朝则以宗庙来表现其祖先崇拜。大石崇拜是古蜀人的祖先崇拜和对祖先生存环境的崇拜相结合而形成的信仰综合体。蜀的大石崇拜源于蚕丛氏，“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250]古蜀人迁居成都平原以后，虽不住石室，但仍以不同形式的大石建筑来寄托对祖先及其生存环境的崇拜。
川东巴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祖先崇拜和农业崇拜。古巴人以白虎为祖先崇拜中心。《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樊绰《蛮书》亦载：“巴氏祭其祖，击鼓为祭，白虎之后也。”巴人还世代崇拜农神蜀王杜宇，同时还信奉田神。
商周时期，蜀国与中原地区一样流行龟甲占卜，四川成都商周时代的遗址中，曾出土不少占卜用的甲骨。[251]这些占卜用的甲骨绝大多数出土于一般性遗址，钻凿形态带有一定随意性，表明甲骨占卜术主要在一般民众中流行。这与商周龟骨占卜主要由王室和公室巫师掌握的情形有很大区别。蜀国上层统治集团通过在大型礼仪中心所举行的巫术仪式实现与神灵的交接，蜀王本身就是群巫之长，即大巫。三星堆出土的上刻人首和鸟、鱼纹饰的金杖，有人认为是神杖，亦即法杖，是蜀王实施巫术以便直接与神灵沟通的工具。
关于巴人的巫术，史料记载很多，并且《山海经·海内西经》、《大荒经》等均提到巴地有“十巫”，在这10位著名的巫师中巫咸是占筮的发明者。《世本》说“巫咸作筮”，樵周《古史考》：“殷巫咸善占筮。”《说文》载：“古者巫咸初作巫。”均表明巴人多用占筮求吉凶。[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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