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民族分布与迁徙-中国地方史纲

商朝史料较夏朝丰富，已进入中国古代的信史时期，开始有了文字记载，但有关民族方面的史料仍旧很少。商王朝邦畿千里，千里邦畿之外，分布着许多部族、方国。商族与周边民族在不断的迁徙与发展中，进行着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彼此间的民族融合。

（一）商族的形成、分布与迁徙

1.商族的起源与形成

商原是夏的一个属国，始祖名契，子姓，传说契母简狄误吞玄鸟卵而生契，《史记·殷本纪》亦云：“殷契，母曰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个传说反映了商族以玄鸟为图腾的历史。舜封契于商，[18]契的子孙遂以“商”为氏族部落名称，即“商族”，建国后以此为国名。

关于商族最初起源的地望问题，学界分歧很大。总体来说大致有西方说、[19]东方说、[20]东北说、[21]漳水流域说、[22]渤海湾说、[23]晋南说[24]等几种说法，至今莫衷一是。

2.商族的分布与迁徙

先商由契至汤，历14世，约500年，正与夏王朝相始终。先商部族居无定所，迁徙频繁，由契到相土，3代间迁徙五次，相土以后至于成汤，11代间又迁徙三次，这样，汤以前曾有过八次重要的迁徙活动，“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25]王国维先生曾对这八迁作了详细的考证，[26]但仍存许多歧义，甚至他本人对所作考证也不甚有把握。但总体来看，从契至汤，商民族居住的地点和活动区域大体上分布在今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成汤以前的迁徙，是商部族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具备迁都的意义，迁移的总趋势大致是自北而南，自东而西。

商汤建国后至盘庚，文献所记商都五迁。商代迁都已与先商时期的迁徙不同，不再是整个部族的大迁移，而是国家政治中心的迁移。《尚书注疏》记载：“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所谓五迁，实是屡迁之意。据《尚书注疏》、《史记·殷本纪》记载，迁徙的地点主要有亳、嚣、隞、相、耿、邢、庇、奄、殷等地。[27] 其中，嚣与隞、耿与邢古音相通，应指同一地，七地之中，又以亳和殷为都时间最长。而商都所迁地，除殷之所在学界无太大争议外，其余几地所在一直争论不休。

商汤居亳是学界公认的，但亳之今地，古今学者都有不同看法。古文献所记，主要有河南偃师（市）西亳说、[28]河南商丘南亳说、[29]山东曹县北亳说、河南郑州郑亳说。[30]王国维、范文澜、童书业等人认为汤居北亳，在汉山阳郡之簿县，即今山东曹县境，[31]陈梦家等则持南亳说，认为在今河南商丘县南，[32]邹衡、晁福林等人持郑亳说，认为汤所居亳都应为今河南郑州商城。[33]而20世纪80年代河南偃师商城发现后，许多学者持西亳说，认为偃师即应是汤“从先王居”的都城。[34]

关于嚣或隞的所在，旧说多认为在今河南荥阳一带的敖仓或敖山。[35]《四书释地》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认为隞当在今河南郑州，范文澜等人持此说。[36]晁福林据《尚书》序正义所引东晋李颙谓：“嚣在陈留浚仪县。”认为其地应在今河南开封一带。[37]丁山则认为仲丁所迁的隞应在今山东沂蒙山区。[38]

关于河亶甲所迁之“相”，一般认为在今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元和郡县志》记载：“故殷城在县东南十里，殷王河亶甲居相，因筑此城。”郭沫若等人取此说。[39]但也有人认为“相”在今山东洙泗流域。[40]陈梦家则认为“相即睢水注所说的汉沛郡的相县，今符离集西北九十里”，其地在今安徽宿县（宿州）以北。[41]

耿与邢古音相通，其地望众说纷纭，大致有四说。一说在河东耿乡，即今山西省河津县境；[42]一说在河南温县东；[43]一说在清化镇（今河南省博爱县清化镇）；[44]一说在钜鹿郡邢州，今河北邢台市。[45]庇地，陈梦家认为即春秋时鲁国季氏之费地，其地在今山东费县西南。[46]奄地，郭沫若、陈梦家等都认为在今山东曲阜。[47]

关于殷之所在，学界已无争议，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都确认，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北五里小屯村。殷之为都，为时最久，盘庚迁殷后至于商灭，273年间不更徙都，共历8代12王。

殷人屡迁，也许迫于生存压力，也许由于地域扩张，其原因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玉哲先生认为，盘庚以前的商代主要是粗耕农业经济，故人民视迁徙为当然，当地力已尽，即行搬迁，不迁则无以为生。而盘庚迁殷前后，农业已由粗耕进入比较精耕的阶段，可在一地久耕，不必迁徙。[48]商都迁徙的地点虽然还不能全部确定，但商民族活动的大体区域是可以肯定的，在今山东西南、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一带，[49]即以王畿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商王朝势力所及之地，则大大超越了这一范围，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都可以看到商文化的影响。[50]

商末，国内诸种矛盾日趋激烈，许多方国纷纷摆脱商人的控制，商朝的灭亡已无可避免。周武王克商前后，商族内部发生分裂，殷贵族箕子率部分人脱离纣王的控制迁往辽河流域，后又向东进入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西周建立之初，“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后汉书·东夷列传·论》亦云：“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商灭亡后，残余的殷贵族势力大部分仍旧留居商地，周成王时，这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周公东征平定叛乱之后，为了加强对商族的控制，强行大规模地迁移殷贵族到新营建的东都洛邑，以便于管理和镇慑。另有薄姑氏，是商族中的一支，原住在山东半岛上，商灭亡后，薄姑氏遗民部分逃亡东北，部分从山东半岛南下。[51]

（二）周边民族的分布与迁徙

商王朝的周边地区聚居着许多社会经济类型不同，发展水平不一的方国、部落。“四夷”的概念，这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商人对四方民族经常统称为夷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呼在甲骨文中也已基本固定下来，古文献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关于夷狄戎蛮的记载。

1.商王朝东方的民族(www.xing528.com)

在商王朝的东方，主要分布着东夷族。甲骨卜辞中有夷方、人方、尸方、儿方的记载，据郭沫若、陈梦家等学者的考释，尸方、儿方、人方，即夷方。[52]夷方即指东方夷人，应是东方诸族的总称，许慎云：“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53]孙淼认为东夷分布在济水、泗水、淮水流域，整个商代时期，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一直是东夷的势力范围。[54]殷与东夷的关系在先商时代就非常密切。商初，东夷各部发展起来，开始向西部拓土，殷之西方无劲敌，对东方的经营始终是商的战略重点，与东方诸族的战争贯穿着整个商代的历史。《通典》载：“桀为暴虐，诸夷内侵。商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55] 仲丁征蓝夷之后，“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56]　尤其是商代中、后期以来，“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57]诸夷的逐渐内侵，更使其成为商王朝的主要用兵目标。甲骨卜辞中有很多“王征人方”、“征夷方”、“正尸方”、“伐尸方”的记载，帝乙征夷方、盂方，持续了两年之久。帝祖辛时，曾大规模征人方，战争持续了200天左右，征程远及今淮水流域，俘虏了“亿兆夷人”。[58]长期用兵，给双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商王朝自身的力量也有很大损耗，正如《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商末，在抵御西方周等方国、部落的战争中，商统治者将征服的夷人仓促武装起来，投入战场，结果夷人阵前倒戈，商王朝终于覆灭。商王朝和东夷诸族不断的军事斗争和政治交往，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与东方地区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山东益都地区和江苏北部本为夷族分布地区，考古中发现了许多商文化的遗址，[59]反映出夷族文化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更加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在殷之东南方，甲骨卜辞中还有盂方、林方和蔖、爵等方邦的记录，文献中对其历史活动乏于记载，也许并不属于东夷，但至少与东夷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2.商王朝北方的民族

甲骨文记录中，在商朝的北方和西北方有方、土方、鬼方、邛方、御方等族称，文献记载还有薰育、猃狁、犬戎、畎夷、鬼方、狄（翟）等称。这些大多是殷周之际生活于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这些族称，有的是指共处于一地的不同部落共同体，有的则是对北方民族的笼统称谓，难以把它们具体区分开来。在商代，商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方、土方和鬼方是商王朝直辖区北面较大的方国。方和土方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直到内蒙河套以北，鬼方游动在今陕北、内蒙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60]商王朝在发展中，不断地开疆拓土，掠夺奴隶与财富。而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地迁徙来寻求新的牧场和狩猎之处。这导致商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战争频繁，征伐不断。武丁之世，商王朝国力鼎盛，商联合了西方的周部落征讨鬼方，《竹书纪年》载，武丁伐鬼方，三年乃克。战争之持久与激烈反映出鬼方势力之强大。征伐战争结束后，大部分鬼方人民被迫远徙，降者成为商王朝直接统治下的臣民。方与土方亦是商王朝北方劲敌，武丁多次率兵征讨，用兵规模多达3000甚至5000人。

北方游牧民族的迁移和流动方向大致是不断地由北向南移动。夏朝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大约主要居于后来的长城以北地区，夏朝末年向南迁徙和移动进入山西、陕西北部地区，殷商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移迁居河北北部地区。到了周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某些部落甚至到达了山西南部（如潞氏、皋落氏、留吁等等）、陕西泾水、渭水一带。[61]

3.商王朝西方的民族

商朝西方的古民族主要有戎、氐、羌、昆夷、周等。

戎、羌等是西方民族的总称或泛称，并不单指某一族体。殷墟甲骨卜辞及文献中有关氐羌的记录有很多，他们与先商和商朝关系密切。羌族在殷时是我国西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在今甘肃山丹、民乐至酒泉、玉门一带地区。[62]还有一部分羌人向东移动，到了今山西南部地区，与西北的鬼方和夏族交错杂居。“羌”是牧羊人的意思，卜辞中称其为“羊人陟”、“令羊人”，畜牧在羌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牧羊的比重较大，故以此而得名。商王朝对羌不断讨伐，战事频繁，规模也相当大。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征伐俘获羌人和以羌人为祭品的记载。其中，帝武丁时发动的一次对羌的征伐战争规模最大，用兵竟多达1.3万人，甚至超过了征伐土方和方的兵力。甲骨卜辞中，武丁时期尚有北羌、多马羌的记录，北羌是分布在羌族北部的部落，多马羌则是因其牧马较多而得名。

昆夷，商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曾向东迁徙，遂遭到商的讨伐，“殷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63]经过讨伐后的昆夷失于史载，大概融合于西方诸族之中了。

周，是商时西方一个重要的方国，与商时战时和（详见后文）。周人与羌人联系密切，商末武王伐纣联军中，羌人与周人均参与其中。

4.商王朝南方的民族

殷的南方古民族较多，主要有荆（或荆楚）、越、庸、濮、蜀、髳、微、卢、彭等。

“荆”以荆山得名。这一族称大概有泛指之意，即指居于荆山地区及其以南的古族。楚也是地区名，与荆有同样的意义。故史书上有时称荆，有时称楚，有时荆楚连用。无论荆还是楚，大约都是黄河流域的人们对南方民族的统称。[64]商汤和武丁时期都曾经征伐过荆楚。《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竹书纪年》载，夏末，“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越，是南方分布范围广泛历史悠久的古族。考古发现，商周时期，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华东、华南一带，广泛分布着一种含有几何形印纹陶器的古代文化遗址。印纹陶文化的分布区与文献所载越族或百越的分布区相一致，其文化特点亦与印纹陶文化有相当的共性，因此，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其应为古越族的文化。这种古文化盛行于商、周、春秋时期，范围遍及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区以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南部。因首次发现于江苏省江宁县湖熟镇而得名的湖熟文化，[65]它与发现于江西省清江县吴城的吴城文化[66]都是印纹陶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其文化遗存颇有商文化的风格，说明古越族文化受商文化影响较大，商人与越人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与联系。

庸、濮、蜀、髳、微、卢、彭，“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67]关于其具体的分布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噁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古、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68]蜀、濮、庸三国春秋时还存在着。蜀[69]在今四川成都地区，庸在今湖北竹山县，濮在荆楚西南，为今湖北、湖南、贵州交界地区及其西南。[70]

商王朝南方的民族不像北方诸族那样经常迁徙，即使南方民族与商发生战争，也不像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那样激烈持久。商代南方民族的迁徙不是很明显，主要是一些殷人向南迁，定居于长江以南地区，有的已经到达了湖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