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传说时代为五帝时期。“五帝”之说同样始见于战国时期，为战国学者将上古的传说综合整理并使之系统化而形成的。徐旭生先生梳理了古史中关于五帝传说的记载，指出先秦时期东西方有两种“五帝”说，东方说以东方齐鲁学者为代表，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记载，五帝为黄帝、颛顼、喾、尧、舜；西方说以秦国学者为代表，见于《吕氏春秋》记载，五帝为少皞、太皞、黄帝、炎帝、颛顼。[24]从文献记载五帝中最晩的尧、舜的事迹看，他们与夏禹大致为同时期的人，由此可以推定五帝时期的相对年代。
“五帝”是人，还是氏族部落？学界一般认为黄帝、炎帝、少皞、太皞是氏族部落的名称，颛顼、喾、尧、舜则可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的名字，在传说中具有半神半人的崇高地位。[25]东西两说的“五帝”所涉及的氏族和人物有重合也有不同，这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大地上同时并存着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不同的文化系统的部落集团之间又有一定交流和融合。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研究最有成就的是蒙文通和徐旭生先生，他们通过梳理考辨零碎的古史资料，对传说时代的原始氏族部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关于传说时代原始部族的分区与分系统的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蒙文通认为传说时代的上古居民约可划分为东方、西南、西北三个集团。东方的海岱集团有伏羲（风姓）、女娲，太昊、少昊、舜等，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为中国的土著之民，在炎帝起于西南，黄帝起于西北，进居中原之后，风姓之国几乎夷灭殆尽，然海岱之间，始终是其根据地。西南的江汉集团有炎帝（姜姓）、共工、九黎、蚩尤、三苗、祝融等，为定居的农稼部族。西北的河洛集团，有黄帝（有熊氏、姬氏）、颛顼、喾等，早期为不定居的游猎部族。对于三个集团的关系，蒙氏认为“自伏羲以来，姜氏北上奄有天下。黄帝既败炎帝，杀蚩尤，君临北方，历五帝三代，渐奄有南土”，而且“自炎黄以迄唐（尧）虞（舜），始则南北二族，文化各殊，及接触既久，渐以孕育新文化，及于伯禹，遂大成熟，而灿然有辉。风、姜、姬氏融和为一，统曰诸夏，以别于四夷未进化之族”。[26]
徐旭生认为我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西、东、南三个集团。西方的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又分为黄帝与炎帝，颛顼、舜的两个亚集团：黄帝与炎帝两个部族从原住地迁出，分别沿黄河两岸，一南一北散布于中原北方及中部一部分地区；颛顼、舜是华夏集团地近东方的部族首长，其部族文化具有混合华夏与东夷两集团文化的特点。东方的东夷集团，主要有少皞、太皞、蚩尤等部族，其分布地域最盛时东及北部包括山东全境，西至河南东部，南至安徽中部。南方的苗蛮集团，三苗氏、伏羲、女娲属于这个集团，其分布地域以湖北、湖南、江西的大部分地区为中心，后来华夏集团的祝融等氏族深入南方，与苗蛮集团发生了极深的关系。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相遇以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终于完全同化，共同成为汉族的祖先。[27]
蒙、徐二位先生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分区认识极为相近，虽然他们对于各区的部族与领袖人物的认识有分歧，但都认为三个原始部族集团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由来已久。各部落集团内部与部落集团之间有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尧舜禹与三苗之战等；也有和平往来、彼此迁徙，如徐氏认为祝融原是华夏集团的一部分，后来深入苗蛮地区成为了苗蛮集团的首领。蒙、徐二氏关于各集团部族与领袖人物的认识的不同，也正是由于部族间的迁徙与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经上古时代人们的口耳相传，反映在古史传说中表现为一种总体上的不同与具体部分模糊不清的状态。
“五帝”时代三个原始部族集团共同缔造了华夏文明，这已为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所证实，中华文明多源论的学说为学界所认同。将古史传说时代的部族集团文化与目前已经了解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结合起来考察，东夷集团的考古学文化应以山东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为主；华夏集团的考古学文化应以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为主；苗蛮集团的考古学文化应以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主，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三个集团之外，苗蛮集团的东南，长江下游地区存在着另外一种地方原始文化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是古越人文化（后来的吴越文化）；苗蛮集团的西面，长江上游地区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人文化，这些也已经为学界所认识。但是，在三个集团之内，哪种文化与后来的夏、商、周三族早期文化有直接传承关系，则是学界争论不休，至今仍无最后定论的问题。
[1]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人类学学报》1999年18（3）。
[2]高星《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探讨》，《人类学学报》1999年18（1）。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分为三期，如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认为旧石器时代三期分别为：早期300～20万，中期20～5万，晚期5～1万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
[3]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人类学学报》1999年18（3）。
[4]依据赵树森《北京猿人遗址年代学的研究》，《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吕遵谔《金牛山人髋骨的研究》，《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吴汝康《辽宁营口金牛山人化石的复原及其主要形状》，《人类学学报》1988年7（2）；辽宁省博物馆、本溪市博物馆《庙后山：辽宁本溪市旧石器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祁国琴《中国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兼论原始人类生活环境》，《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5]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第55～56、71～72、90～94页。
[6]吴新智《中国的早期智人》，《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7]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第313～314页。
[8]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人类学学报》1999年18（3）。
[9]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0]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99页。
[1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www.xing528.com)
[1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3]李龙《昂昂溪胜利三队一号遗址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1年第1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近十年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工作的新发展（1979～198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
[15]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近十年考古工作的收获》、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概述近十年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
[16]云南省博物馆《十年来云南文物考古新发现及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
[17]向安强《广东史前稻作农业的考古学研究》，《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18]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十年概述》，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文管会考古工作队《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
[19]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20]《白虎通》：伏羲、神农、祝融；《帝王世纪》：伏羲、神农、黄帝。
[21]《韩非子·五蠹四十九》。
[22]《易传 ·系辞》。
[23]《新语·道基一》。
[2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208页。此外，五帝的说法还有多种，如《礼记·月令》曰五帝为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帝王世纪》曰五帝为少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等等。
[25]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0、74～93页。
[26]参见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6～61页，引文见于该书第45、51页。
[27]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0～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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