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义：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挺立于世界，自强不息地生存发展，其内在的思想动力之一，即是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古代先贤看来，一个缺失或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无论当时如何强大，总免不了最终走向衰败和灭亡。在中国几千年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政权更迭及残酷的战争等，都会给社会及人民带来巨大的破坏和伤痛。痛定思痛，反思历史，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

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周易》和《尚书》，最早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史。

《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说，《周易》这部书，完全是因忧患而作，“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今既作《易》，故知有忧患也。身既患忧，须垂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故系之以文辞，明其失得与吉凶也。”正因为忧患而作，“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这是说，为防止忧患之事发生，所以卦爻辞多有忧危之义，因为警惕自危，反可以使人平安。如果掉以轻心，就会导致倾复败亡。这个道理实在重要，任何事都不能例外。始终保持戒惕与警惧，其目的在于避免产生过错及由过错引起的灾咎，这就是《周易》给人们指示的道理。这里，《周易》作者把忧患意识作为易道的首要宗旨，把它列为“易之道”。可见，忧患意识是《周易》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可以说，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一书，其所思考的主题之一或其产生的本身，即忧患的产物。而在其每一卦每一爻的卦爻辞中，都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戒惕或忧患精神。

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说，君子不仅要从始至终保持勤勉努力，不能有丝毫懈怠，而且还要在思想上随时保持清醒和戒惕，以防范灾难的发生。有了这种忧患意识，即使灾难真的发生了，因为提前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灾咎，不至于酿成大祸，故该爻的占断辞曰“无咎”。乾卦的上九爻辞是“亢龙有悔”。意谓一条飞得很高的龙，当其飞得不能再高的时候，就会从高处跌落下来，即称“亢龙有悔”。实际上不仅是龙，在《周易》看来，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因此不能放松警惕，不能丧失忧患意识。如果认识不到“亢龙有悔”，就会遭到失败。

《易传》在解释“亢龙有悔”时说：“亢之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按着《易传》的这种解释，所谓“亢”就是只知前进而不知还有后退；只知道保存而不知道还有灭亡；只知道获得而不知道还有失去。进与退、存与亡、得与失等，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发生转化。所以只看到事物的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那将是十分危险的。这种“物极必反”“穷高反下”“否极泰来”等对立双方可以发生转化的辩证思维，正是中国文化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儒、道两家及佛教哲学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老子》中甚至把这种对立转化思想上升为“道”的高度加以体认，称事物运动的总规律是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反者道之动”。老子还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这里的“知止”，即有《周易》“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丧”的涵义，亦都有警示、戒惕和忧患意识的涵义。

履卦六三爻辞说：“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眼神不好却要强看，腿脚不便却要强行，结果踩在老虎的尾巴上，遭遇凶险。而该卦的九四爻辞：“履虎尾，愬愬，终吉。”同样的“履虎尾”，结果却是一凶一吉，关键在“愬愬”。各家注释多释“愬愬”为恐惧、戒惧貌。谨慎、小心、戒惧，皆有忧患义。履卦九四“履虎尾”，因其谨慎、小心，有忧患防范意识，故终究未遇危险。

噬嗑卦上九爻辞说：“何校灭耳，凶。”何同荷，负荷、负担。校，古代刑具。《说文》：“校，木囚也。”即桎梏或枷锁。此爻是说，一个人由于恶积不改，终被严厉惩罚，以致肩负枷械，甚至被割掉耳朵（一说为耳朵被枷械所掩），此为大凶之爻。《系辞下》在阐发此爻义理时，引孔子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这就是说，所谓忧患意识，应包含一个人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警惧。如果对恶无所戒惕，以为小恶无伤而不注意改弃，必积累大恶。一旦大恶积成，便无法解脱，必然受到大惩。对此，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困卦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六三困于乱石之中，挣扎欲出，却一手抓在蒺藜上，忍痛归家，却见不到他的妻子，凶险至极。《系辞下》解释说：“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这是说六三困于不该受困的问题上（比如贪污受贿或权色交易之类），名誉必然会受到莫大的耻辱；不应该依靠的他却依靠了（比如犯事受困之后，依靠司机或秘书掩盖他的错误），使他陷入更大的危险。名声受到莫大耻辱，身体乃至生命遭到巨大危险，既辱且危，死期将至，怎么还能见到他的妻子呢？六三所以陷入丧生亡家的极端困境，完全是咎由自取。这说明六三平时积小恶而成大恶，从一开始就缺少忧患意识的培养和教育，最终走上败身亡家的道路。

否卦九五爻辞：“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几句话可直译为：停止或结束闭塞不通的局面，大人吉利。会灭亡吗？会灭亡吗？好像栓在桑树根上一样稳固。此爻意思是说，能行休美之政于否塞之时，唯大人乃能如此而得吉。“在道消（乱世）之世，居于君位而遏小人，必近危难，须恒自戒慎其意，常惧其危亡，言丁宁戒慎如此也。”（《周易正义》）《系辞下》解释此爻辞时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座右铭。

以上仅举一些典型卦例，说明忧患意识乃是贯穿《周易》一书的基本理念。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来说，善恶、是非、安危、存亡、福祸、治乱等等，随时都可能发生转化，如无戒惕之心和忧患意识，安定可能转化为危机，生存也可能转化为死亡，治世也会转化为乱世，可谓生死存亡常系于忧患，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

如果说，《周易》最早提出了“忧患”的概念，且从义理或哲学的角度，对“忧患”意识进行了理论的说明，那么《尚书》虽然还没有直接使用“忧患”概念，但却用事实记录了历史上的忧患故事。

据《虞夏书》载，夏启的儿子太康，继承王位后，因爱于田猎，荒废国政，不理民情，后羿率民拒太康返都，太康由此失去帝位。太康的五个弟弟作了五首歌（史称《五子之歌》），述祖禹之戒，表达对太康的失望和怨恨，其中充满了忧患意识，其一曰：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首诗可归纳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民为邦本”。统治者对待百姓，只可以亲近，不可卑下鄙视。因为只有百姓才是立国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二是“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一个人可能会有许多失误、怨恨，要早加预防，不能等失误明显的时候才去考虑，那就晚了。也就是说，要有预见能力，即“不见是图”或谓“图不见”，是指细微难料的错误和过失要预先图谋。孔疏解释“不见是图”说：“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大过皆由小事起，小事不预防，易致大过，故于不见细微时，当于是豫图谋之，使人不怨。”这也是《周易》之“君子见几”，应是忧患意识所应具有的能力。《系辞下》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因此，所谓忧患意识，应包含忧患者的预见能力，能见小知大，见微知著。三是“预临兆民，奈何不敬？”敬，是指谨慎、小心、戒惧、敬畏。面对亿万人民，这种戒惧敬畏之心，就好象用腐朽的绳索驾着六匹马一样，时刻要小心谨慎，如临如履，防止索断马奔而使所驾之车翻覆崩毁。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什么没有敬畏之心呢？

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

以上是《五子之歌》的第二、三两首，其意义有二：一是统治者若纵情声色犬马，贪于享乐，国家必亡。诗中说，在内贪恋女色，在外沉迷游猎，嗜酒不知节制，嗜好歌舞不知满足，盘踞多处豪宅，彩饰雕梁画栋。这六项中，弃德悖法之官必有其一。哪怕只有一项，就没有什么人会不亡国的。二是“失其道，乱其纲纪”，最后导致灭亡。这里的所谓“道”和“纲纪”，一是指正确的道路和治国的方针、政策；二是指法制和规范。一个国家一旦走向错误的道路，失去正确的治国方针和政策，就会使社会没有正义和公正乃至失去正常秩序，最后导致国家崩溃。

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五子之歌》的第四首、第五首，其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主要集中在“有典有则”“关石和钧”和“虽悔可追？”三个方面。“典”，谓先王之典，“可凭据而行之，故为经籍”（《尚书正义》）。所谓“经籍”，是指那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教训，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提升到理论高度，即所谓“经典”。而太康“坠其绪”。绪者，发端之言，指先王以前的教导及所总结的经验教训，都被太康抛落不顾。“有典有则”之“则”，意谓法则、规范或规矩。狭义指度量衡等经济规范，亦指太康抛弃了“关石和钧”^[3]的经济政策，即如孔疏所言：“太康失其业，所以亡也。”

第五首诗可视为总结，“呜呼何归？予怀之悲”，“弗慎其德，虽悔可追？”至此，太康失国，对他的五个弟弟来说是最大的悲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灭败，虽欲改悔，还来得及补救吗？(www.xing528.com)

《五子之歌》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忧患诗。在《尚书》中，虽属今文，著述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时代，但不能否认这是通过后世史官对夏代第二代君王失国的沉痛回顾，其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早期忧患意识的历史记忆，在今天仍有警世的作用。

《尚书·伊训》还记载了一个历史故事，也具有忧患色彩。据该篇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去世后，他的孙子太甲继承了王位。汤之贤臣伊尹谆谆告诫太甲，吸取夏桀灭亡的教训，认为夏之所以灭亡，主要原因便是腐败，提出著名的“三风十愆”说。所谓“三风”，指三种败坏政治的风气：一为“巫风”，即巫觋之风，“恒舞于宫，酣歌于室”，装神弄鬼，背离先王之道；二为“淫风”，“殉于货色，恒于游畋”，不顾民生死活；三为“乱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远贤近馋，荒乱悖理。“十愆”，即十种过错，指舞、歌、货、色、游、畋、侮、逆、远、比。“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尚书·伊训》）

据《尚书·太甲》载，太甲继位后，虽有贤臣伊尹反复告诫，却仍不改旧习，伊尹便把太甲放逐到桐宫（先王陵园）守丧反省。三年后，太甲省悟自新，对伊尹说：

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

这里，太甲向伊尹做了深刻的检讨，认为自己不修品德，以至犯了大错。现在明白了放纵情欲就会败坏礼仪法度，给自身招来罪过。上天造成的灾祸，尚可避开；自己造成的灾祸，却无法逃脱。这都是由于违背了师保的教导，忘记初心，多亏师保的匡扶救助，使自己重新走上正路，争取有一个好的结局。

伊尹听了太甲的自我批评，进一步指出：“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这是说，修养自己的品德有如登高行远，不能一步到达，因此不要轻视民生，要想到百姓的艰难。也不要以为自己的天子之位很安全，要想到它的危险。要“於始虑终，於终思始”，始终如一地存有忧患意识。“无安厥位，惟危”，即《周易》“安而不忘危”，“危者，安其位者也”。

以上是以《周易》和《尚书》两部经典中引出的忧患意识。实际上，忧患意识始终贯穿在“六经”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这一理念至春秋战国时期，更为自觉和明确。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晋悼公聚诸侯悉师伐郑，郑国为缓和危机，派人贿赂晋国大量财物、武器、兵车、乐师、乐器、乐队及能歌善舞的美女。晋悼公很高兴，决定把乐队的一半美女及乐器赐给出谋献策的大臣魏绛。魏绛辞谢并告诫晋侯说：“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意思是说，君王既然安其乐，还要想到它的结果。正如《尚书》所说，“处于安乐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有防备，有了防备，才能免除祸患。

能够充分体现忧患意识的自觉，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他们有见于当时社会的政治混乱和道德的沉沦，曾发出由衷的感叹。《论语·述而》载孔子的话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努力培养自己的品德，不读书也不讲习学问，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错误不能随时改正，这即君子所谓的“自暴自弃”。《孟子·离娄上》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这里，孔子和孟子的一忧一哀，道出了他们内心的忧患。在孔子和孟子的心目中，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遇到重大的患害或走向衰亡的内在因素，根本在于失去仁心和人性。孟子说：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

孟子认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其民”，失其民则失其心。得天下亦有道，其道为“得其民，斯得其心矣”；得其心亦有道，其道为“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朱熹注曰：“民之所欲，皆为致之，如聚敛然。民之所恶，则勿施于民。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此类之谓也。”（《四书章句集注》）由此，孟子引《尚书·太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训遗言，告诫如何避免“亡国败家”的后果。孟子说：

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葘，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

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仁的人很难有忧患意识，他们面对危亡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变本加厉地利用国家的灾难去谋取暴利，甚至把荒淫暴虐和贪污腐败这些足以导致亡国败家的事情当作快乐来追求。不仁的人如果还可以同他谈忧患，那怎么会发生亡国败家的事情呢？从前有一个小儿歌唱道：“沧浪的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了小儿的歌唱，感叹地说：“学生们听着，水清就洗帽缨，水浊就洗脚，这都是由水本身决定的。”这即是说，“人必有自取侮辱的行为，别人才去侮辱他；家必须有自取毁坏的因素，别人才毁坏他；国必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别人才讨伐他”^[4]。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所以受欺侮，必有自身的原因。能够认识或检讨国家所以走向衰亡或受侮的自身原因，应该是忧患意识所应具有的思想内涵，同时也是一种担当精神。如老子所说，“受国之诟，是谓社稷主；受国不详，是谓天下王。”（《老子》七十八章）这里所谓“受”，即接受、承受和担当。不能成就归于自己，而错误、灾咎乃至失败归于别人。故孟子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这段话，可以说是孟子对忧患意识的总结和概括。其要点有四：第一，强调能够担当天下之大任者，必经艰苦的磨练，甚至承受人生的苦难。那些没有经过艰难困苦而一帆风顺地爬上高位的人，很难培育出宝贵的忧患意识。第二，一个人可能会犯错误，这是正常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错误不能及时改正，更可怕的是不承认错误，甚至以错为对，文过饰非。这种人是不足与其讨论忧患意识的。第三，一个国家，国内没有直颜敢谏、敢说真话和有法度的重臣以及足以为辅弼的贤能之士，这样的国家就会失去忧患意识。第四，就外部因素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相与抗衡并有虎狼之心的强国威胁和外患的忧惧，也就不足以刺激和激发忧患意识的产生，因此也就经常容易被灭亡。孟子认为，有上述四项因素的存在，就可以知道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一味地贪图安逸享乐足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从殷周到春秋战国，从“六经”到诸子百家，忧患意识一直是中国文化大流中，备受关注的课题，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史上一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它有如暴风骤雨中的惊雷，不断唤醒在“安乐”中沉睡的个人、家庭、集体和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意识，它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不可须臾离开的警世之钟和预世之宝。

【注释】

[1]《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又分为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象和卦爻辞。《易经》有较为久远的历史，其符号系统可追溯到上古，文字系统约完成于殷周之际，其性质本为卜筮之书，但却含有哲理的素材，有如一座金矿，有待开发。《易传》正是对《易经》的开发。它通过对《易经》的解释，创立了《易传》的哲学系统，成为继《老子》之后，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哲学著作。本书所引《周易》的材料，多属《易传》，但以《周易》称之。

[2]实际上，“通变”与“变通”是有差别的。“通变”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变通”的认识。如“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这里的“通其变”即“通变”，是客观事物的“变通”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得到的正确认识，然后通过这种认识，去指导对客观事物“变通”的应对措施，此为“通变”而非“变通”。

[3]“关石和钧”，孔疏“关，通也”。“石”指金铁之重物。《汉书·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石是最重的重量单位，因此，金铁称为石。这里指供人器用的金铁，也包括米粟、布帛等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须品。“和钧”，即平均，交换平等，互通有无，民用不缺。

[4]杨伯俊：《孟子译注·离娄上》译文，中华书局196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