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义：趋时适变生存智慧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多种表现。其中，“适变趋时”的生存智慧，在中国古人的生存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宇宙万物及社会、人生的认识，多是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角度开始的。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中不存在任何绝对停滞不变的东西，一切皆流，一切皆变，整个宇宙包括社会和人生，皆在大化流转之中，永不止步，永不停歇。面对无时而不动、无时而不移的浩瀚宇宙，人类应如何应对？古人有许多回答，简要地归结起来，可用一句话来表达，即“趋时适变”。不能适应变化就不能生存，不能与时迁移就不能发展。

古人对事物运动变化的认识，往往是从直观开始的，但在其“直观”的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思考。《论语·子罕》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解释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朱熹还引程子曰：“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四书章句集注》）这里，朱熹、程颐的解释，只能看作是程、朱二人对事物运动变化的解释，但亦不违孔子的原意。孔子只是对眼前的河水不舍昼夜的奔流，所发出的“一去不复回”的感叹而已。但在这一感叹中，却蕴藏着如程、朱所说的“道体之本然”和“天德”对事物运动变化的义理反映。

孔子见河水奔流而言“逝”，恰老子亦谈“逝”。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这里的“大”，是老子形容道的广大无际，无所不包；“逝”，是指道的运行周流不息。周流不息则伸展遥远，伸展遥远又返回本原。在老子看来，“宇宙乃是逝逝不已的无穷历程”（张岱年语）。

继孔老之后，庄子亦多言变。在庄子看来，不仅宇宙万物变化无穷，就人的形体说，也是千变万化的。“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庄子·大宗师》）“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帙，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就像阳光掠过空隙，既短暂，又忽然。万物蓬勃生长，又变化衰萎。已经变化而生，又变化而死。这对于那些有生命的东西来说，是悲哀的，但从道的角度看，这也都是自然的。他说：

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骠者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秋水》）

庄子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都不可避免地有生死的变化，因此不能以一时之所成而为可持。万物时而空虚，时而盈满，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年岁不能存留，时光不可遏止。消灭、生长、充实、空虚，终结了又开始，开始了再终结。此即大道运行的方向，也即万物变化的道理。在庄子的眼里，万物的生长就好像骏马的奔驰，没有一个动作不在变化，没有一点时间不在迁移。但无论是怎样变化迁移，这皆是万物自身所固有的、人的主观意志改变不了的自然的变化。

先秦诸子之言变化，以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易传》为代表，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易传》提出了“适变”与“趋时”的概念，表达了人类的思维和行为都必须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的变化，才能生存的道理。而这些道理，都是通过对《周易》古经的解释而展开的。^[1]《易传》将《周易》的基本原理概括为“阴阳变易”。《系辞》反复说明圣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分阴分阳，迭用柔刚”“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等等。

在《易经》六十四卦的文字系统中，本无“阴阳”概念，春秋时人解易，亦未提出“阴阳”范畴，而至《易传》，则不仅提出“阴阳”概念，且阴与阳对称，以说明乾、坤两卦的性质，乾为纯阳，坤为纯阴，乾坤合和而生六十二卦，以此反映阴阳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最基本要素，故《系辞下》引孔子的话说：“乾坤，其易之门户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以阴阳说明乾坤的性质，并以此为《周易》“门户”（基础），进而对乾坤两卦的性质作具体的阐释，以说明乾坤（即阴阳）在《周易》中的地位。

到此，《易传》对《周易》基本原理的阐述并未停止，除“阴阳”之外，还须引出“变易”的内容。《系辞上》说：“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由此，“变易”成为《易传》讨论的主要课题。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周易·系辞上》）

如果说，上述材料还体现在一般的叙述上，或以具体象征来说明“阴阳变易”原理的话，下面这条材料，可谓较为抽象的概括：

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

上述这段材料，对于我们探讨《周易》的“阴阳变易”原理十分紧要。因为历代学者，其中包括当代的一些易学研究者，对这段材料的理解，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字表面。倘不知《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故保留了原有的筮法语言，后来易学的义理学派借用或沿用了这些语言，故可谓用的是一套语言，而表达的却是两种思想。我们应该明确，在这段材料中，“乾坤”与“易”皆是双关语，乾坤既是卦名，又指代天地，同时也指代阴阳。“易”既是《周易》书名的简称，又是“变易”的意思。据此，我们可以把上一段文字作如下理解：(www.xing528.com)

阴阳（亦乾坤，亦天地），是天地万物变易的基础。阴阳存在，而变化即在其中。如果没有阴阳，变化也就失去了根基；如果没有变易，则阴阳也就不能存在。所以居于形体之上的叫作“道”，居于形体以下的叫作“器”。两者的作用，导致了事物交感化育而又互相裁节叫作“变”，根据变化推广行动叫作“通”，把这些道理交给百姓去运用叫作“事业”。

在《易传》作者看来，如果没有阴阳，则无法体现变易；如果没有变易，也就无所谓阴阳。也就是说，天下没有无变易的阴阳；反过来说也没有无阴阳的变易。变易，是阴阳的变易；阴阳，是变易的阴阳。这一阴阳变易的原理，即体现为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这实际上即是现代哲学所谓的“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宋代张载《太和》中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故圣人以刚柔立本，乾坤息则无以见易。”张载此论，盖脱胎于易。

总之，“阴阳变易”原理，是《周易》的核心内容，其对形而上、形而下的道器之分，也主要是通过对乾坤两卦的解释而得，以阴阳互动说明六十四卦的形成，以阴阳变易说明卦爻变化，并且把阴阳互动法则称为形而上的“道”，进而把这一原理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上》）

“一阴一阳”即又阴又阳，有阴有阳。天地万物莫不受一阴一阳的支配，因此它是贯通天地万物的总原理、总规律。凡是继承这一法则原理的，便是完善的，凡是具备一阴一阳的，就具备或完成了自己的本性。可是一般人总是看不到阴阳变易的两个方面，往往割裂阴阳与变易的关系，因此不能完整地认识和运用这一基本原理，此即张载所谓“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不如是，虽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称也”（《张载集·正蒙·太和》）。总之，将《周易》的基本原理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所包含的“阴阳变易”原理，对《周易》乃至中国文化有多重意义：

就《周易》的整个体系及筮法来说，找到了一个能够贯通始终的理论说明，甚至使《周易》的筮法乃至象数也具有了一定的说服力。这使《周易》所特有的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始终结合在一起，没有因为文字系统的发展而丢掉符号系统，也没有因为符号系统的过于灵活而废弃文字系统，从而使《周易》这部古老的经典文献，不仅完整地保存到现在，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因为就《周易》本身的卦画说，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都是一阴一阳（又阴又阳，有阴有阳）。就乾坤两卦以外的各卦说，皆离不开阴阳两爻，离开阴阳两爻则不能成卦。就六子卦说，震、坎、艮为阳卦，巽、离、兑为阴卦，相互对应，也是一阴一阳。就六十四卦说，由三十二个对立卦构成，两两对应，皆由阴阳对应而起，形成有机有序的整体结构。就卦爻变化说，老阴老阳互变，本卦与之卦互变。在一卦中，刚柔、上下、贞悔、内外，都体现为一阴一阳。因此，离开阴阳变易原理，就不会有六十四卦的结构，没有六十四卦的结构，《周易》也就不能成立。对此，《说卦》概括为“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此之谓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或“阴阳变易”原理，十分推崇“变易”，认为“变易”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宇宙万物的基本法则。《易传》作者对这一法则，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十翼各篇几乎都涉及这一问题，其内容涉及筮法、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刚柔相推，变在其中”，乃对立中产生的变；“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乃行动中产生的变；“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此是自然现象中的变；“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这是《周易》筮法中的变。总之，在《周易》作者看来，变是绝对的，而不变是相对的。

就理论思维说，《周易》的“阴阳变易”原理，是中国古代哲学在战国时代发展的高峰，其理论思维水平甚至超过老子，其意义是将西周末年的阴阳说，从对具体事物的论证，如自然界中寒暖二气的变化、太阳和月亮的中昃盈亏、万物的盈缩消长以及社会人事的吉凶、祸福等等，抽象为表述事物对应性范畴，并把这种对应性的相互依存和转化，概括为“阴阳变易”或“一阴一阳之谓道”，以此作为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的规律，对后世中国哲学及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历代学者都把《周易》看作是讲“变易”的学问。

魏晋时期的阮籍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变经也。”（《通易论》），唐代孔颖达在其《周易正义序》中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也。”宋代程颐也认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二程集·程氏易传序》）南宋的杨万里，在他的《诚斋集·易传序》中亦称：“易者何也？易之书为言变也。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何谓变？盖阴阳太极之变也；五行，阴阳之变也；人与万物，五行之变也；万事与人，万物之变也。古初以至于今，万事之变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乱。圣人忧焉，幽观其变，湛思其通而逆其图，易之所以作也。”

可见周易是一部专言“变化”的经典，以启迪人们对事物的变化有适应的能力，这样才能趋吉避凶。因此，《周易》对宇宙、社会、人生充满变化的揭示，即为人们认识、理解和应对变化提供理论和行动的指导。由此提出“适变”与“趋时”两个重要概念。《系辞下》说：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这里，《周易》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易道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易与天地准”），但客观世界的变化异常复杂，因此易道对它的反应也是屡屡的推变，以使主观符合客观。因此人们对易道的遵行也应采取灵活态度。这里所谓“典要”，当为典常纲要，是指经典的原则性、确定性。“不可为典要”即有“不可为教条”之义。因为事物的变化，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故要因地、因时而制宜，“唯变所适”，即因变制宜，要根据随时发生的变化，采取应变的措施，这有如儒家所谓的常与变、经与权的关系。因为易道不断迁变流转，并不固定在某一处所、某一点上，这就是常中有变，变中有常，要全面把握二者的关系，做到常以处变，变不失常。“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适变”哲学是中华易学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国人最能适应变化的生存智慧。

除“唯变所适”这一重要观念外，《易传》还提出“趋时”的概念，以及由此发展出“与时偕行”的重要命题。

“趋时”的概念和“与时偕行”的命题，都是在《周易》筮法的占筮体例中产生的。《易传》认为，卦爻象、卦爻辞之吉凶，因所处时机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如某一卦、某一爻，既居中位，又为相应，同时又得位，又承乘相顺（居中、相应、得位，承乘相顺，是《周易》占筮体例中四项得吉的标准），却不一定得吉，反之也不一定得凶，这里便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即“时”的问题。

按着《易传》的看法，人类对“变”的理解和应对，有一个内在的逻辑顺序或发展过程：“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周易·系辞上》）《易传》认为，事物发展到穷尽的时候，必然会发生变化。因此“变通”的前提是“穷”，即“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故“变通”，既是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趋势，也是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并可付诸于实际行动“变通”。^[2]但变通不是人主观随意的变通，因客观事物本身的“变”和“通”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便是“时”。即《系辞下》所谓的“变通者，趋时者也”。王弼即认为“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周易略例·明爻通变》），“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吉凶有时，不可犯也；动静有适，不可过也。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在深”（《周易略则·明卦适变通爻》）。意谓只要犯时，失宜，就要遭到凶咎，而并不在于罪过之深之大。

《周易》中“时”的观念，对中国哲学发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根据“趋时”说，《周易》六十四卦的筮法体例，没有绝对的休与咎、吉与凶、是与非，一切都以时间、条件为转移，此即所谓“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系辞下》）。《周易》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可谓一卦一时，一爻一时，没有超越时间、条件、绝对凝固不变的东西。其主旨即是要求人们要按时而动，所谓“成天而时行”（《周易·坤·文言》）、“君子以治历明时”（《周易·革·象》）等等。由此，《易传》提出“与时偕行”的命题：“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周易·损·彖》）。离开对经文的具体解释，可以更好的理解“与时偕行”的抽象意义。可以说，这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其正解，当在《周易·艮·彖》：“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是说，人的行为不能离开“时”，无论是行止、出处、动静等等皆不能失时。得时则吉，失时则凶，故须“与时偕行”，前面的道路就会一片光明。

李白诗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西晋玄学家郭象亦言：“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此皆有“适变趋时”之义。在当今世界，人类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要发挥“适变趋时”的生存智慧，在世变之急中立定脚跟“与时偕行”，去寻求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