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和更新作为中国文化基本核心的价值观系统。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有许多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观，也有不适合发展的价值观。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观，我们就要继承，不适合的就要扬弃。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或多元统一的文化，其中也有矛盾和冲突。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冲突，与过去文化内部的冲突以及中印文化接触而产生的冲突，其特点与本质都不大相同。传统文化的内部冲突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儒道之争、儒法之争、儒墨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儒、道、法、墨虽然都轮流成为显学，但最终道、法、墨都逐渐被儒学所取代。道、法、墨等残留的思想又被儒学中的非正统派吸收，成为抗击正统儒学的异端力量，历史上如王充、李贽等人都是如此。其二是儒学内部的分化，如汉代的今古经文之争、宋代的朱陆之争、明代以后的理学与心学之争、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等等。这两个方面的冲突有时又互相重叠、交叉，最后形成以汉学与宋学为不同特征的内部冲突，也走向融合。其三是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产生了长达七八百年的长期争论，在与佛教的冲突中，原来的内部矛盾又化解或转化为与佛教的矛盾，形成中国文化中正统与异端之争，但最后也走向“三教合一”。

无论是汉学与宋学之争，还是正统与异端之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中国社会内部进行的，它们的某一方并不代表新兴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因此其间虽然也有价值观念的冲突，但其目标不在价值观念的取代或更新，而是要求在一定条件下的共存共荣，最后达到价值观的调和，此即唐宋以后出现的“三教合一”的局面。因此中国近代以前的文化冲突，从本质上说，不反映价值观的冲突，也就不会影响三教的权威，因此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念也不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停留在现代化以前的阶段。

价值观念是人类在其文化创建过程中，为保持自身与外部世界达到一种均衡而产生的文化心理模式，如中国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念，它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一部分，就是为了使人们的心理意识保持与当时匮乏农业经济相适合相协调的平衡状态。如果没有这种价值观念的平衡作用，人们就会有非分之想，而社会经济又不能担负起人们过多的物质追求，于是才产生这种与经济力量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以作为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调节器。这种观念一旦产生，一旦积淀为固定的文化心理模式，反过来就会起到限制生产发展的消极作用，以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就在于这种均平，认为增加物质财富反而会破坏这种均平。由此又演化出一系列经济观念如重农抑商、抑制消费、限制个体经济的发展等。再如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道德价值观，无限推广道德的功用，致使道德观念取代了法治观念，道德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头等重要的观念，一切以道德为尺度，由此演化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圣君贤相观念、清官观念、权威观念等等。我们在第三章中所列举的自然价值观、经济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知识价值观、人生价值观以及审美价值观等核心部分，演化出无数与中国古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汇成巨大的传统力量。一旦社会需要迈向新的阶段时，这种传统价值观便与新的价值观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传统价值观将成为各种保守思想的最后庇护所。因此价值观念的改造与更新，将是中国文化完成现代化过程中最后一场决战，更新速度的快慢、程度的深浅，会直接影响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其主流当是积极、乐观、向上，是在所谓“下学上达”和“天人合一”总体价值系统指导下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其形成的文化资源不仅在昨天乃至在今天、明天的人类文明发展中仍有宝贵的价值。如“生生”“日新”“刚健”“趋时”“适度”“革故鼎新”以及“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贵”“民本”等等思想观念，这些都是需要发展继承的。实际上，从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部分过时的东西已有了部分改造，增加了不少新的成分，但距离当代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还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任重而道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0页。

[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182页。

[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4]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5]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编印。同时参阅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6]转引自《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7]汤一介：《对发展中国文化的设想》，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一期。

[8]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述先在新加坡东亚研究所1986年“儒家伦理讨论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已由该所印成单行本发行，题目是：《东方传统在现代社会应可扮演的角色——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9]本书作者与李泽厚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的一次谈话。在此次谈话前后，李泽厚先生已有专论“西体中用”的文章。

[10]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11]同上书，第331页。(www.xing528.com)

[12]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13]同上书，第336页。

[14]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15]李泽厚：《论西体中用》，《团结报》1986年9月27日。

[16]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333页。

[17]同上书，第337页。

[18]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19]陈荣灼：《双龙出海——与李泽厚和汤一介对谈之后》，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10月号。

[20]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21]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台湾牧童出版社1966年版，第89页。

[22]张君劢：《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载《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当代研究与趋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23]转引自李书有：《新儒学思潮与我们的儒学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24]转引自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出版。

[25]参见陈荣灼：《双龙出海——与李泽厚和汤一介对谈之后》，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10月。

[26]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亚洲文化》第九期，1987年4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