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许多人都非常关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许多学者也从不同层次上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和展望。前面所讲到的“西体中用”论，即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大致方案。还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新儒家”等方面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当时所以提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说明中国文化还处在一个非现代化的阶段。那么如何使之现代化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虽然许多学者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但基本上都是一些原则性、宏观性的讨论，因为它自身受到包括经济、政治和认识等在内的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得到更具体、更细致、更清晰、更深刻的描述。在目前阶段，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此本部分的讨论，只能在八十年代文化讨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做一些归纳，也还不能超出原则性、宏观性的特点，而且就问题的本质说，它也只能是原则性、宏观性的考察。从这一认识水平出发，这里只能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与中国现代化，特别是文化的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任何谈论中国现代化的人，往往都离不开对儒家思想的评价。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及海外出现了一股复兴儒学的文化思潮，一般称之为“现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家”，有时亦称“第三期儒学”或“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当代新儒家以强烈的民族使命感，把中国的现代化与复兴儒学联系起来，认为“复兴儒学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儒家思想的复兴，适足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22]

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复苏，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首先，就经济背景看，七十年代以后经过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其中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出现经济和技术的腾飞。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引起国内外学者对儒家思想的重视，认为有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所谓“东方企业精神”。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在这种“东方企业精神”支配下所产生的结果，而“东方企业精神”的核心，则是被中国冷落多年的儒家思想。如美国的弗兰克·吉伯尼在其《设计的奇迹》一书中，就以日本为例，说明古老的儒家劳动道德传统是日本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且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区别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仅美国学者如此认为，日本学者森岛道雄教授还专门就“儒家资本主义的集体主义特性”发表评论，认为“儒家学说不鼓励个人主义。它在性质上是理智合乎理性的，它摒弃其他宗教所共有的那种神秘主义和妖术咒语。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非常迅速地消化西方技术和科学的能力，至少应部分地归功于儒家学说的教育”^[23]。据说，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还经常把孔子的《论语》带在身边，认为一个企业不仅要强调效率、利润，同时也要强调这个企业中人与人的相互协调的关系，而发扬儒家思想是可以胜任这一任务的。因此他的目标是“把现代化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

新加坡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八十年代他们的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配合这种经济上的发展，新加坡政府一再提倡儒家伦理，提倡华语的普及。他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经常有关于儒家思想的宣传报道，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www.xing528.com)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欧美的一些青年学者特别是华裔学者，继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这些新儒家的积极鼓吹者，开始探求亚洲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原因，认为这是儒家传统在东方社会里积极活跃的表现，这其中正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和儒家伦理精神的永恒意义。

新儒家思想的复苏，确实有着与“五四”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实际上“五四”以来，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也孜孜不倦地试图从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源泉中寻找适应现实生活的新形式，只是由于中国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打断了他们的构思，再加上当时亚洲的经济刚刚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没有恢复元气，空谈儒家思想只能引起人们的厌恶。这样遂使儒家思想向现代的“转换”工作被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离开大陆的一些学者所接替。自五十年代以来，他们发表了大量著作，在台湾、香港及海外有巨大影响。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所谓“亚洲四小龙”特别是日本的经济腾飞，新儒家在海外的信奉者日众，并涌现出一批在学术上博通中西、在政治上开明豁达的海外华裔年青学者。他们继承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老年学者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又抛弃了他们强烈的政治歧见，特别是他们亲身经历体验了西方高度物质文明所包藏的弊害和潜伏的危机，能够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和超党派的立场，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出种种预测和努力，我们对他们这种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应抱着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首先，中国同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可以说日本、新加坡都已进入现代化阶段，而中国仍停留在“前现代化”社会。如果说儒家思想有助于调理现代化所造成的一系列不平衡的话，那么，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时期，努力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目标。因此，那些对于已经走入现代化或正在走向“现代化以后”的国家来说过时的启蒙进步思想，却正是中国追求的目标。特别是以科学、民主、人权、自由、法制为特征的现代文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不可能超越这一环而直接跳到“现代化以后”的阶段。这种现实决定了文化的现代化不能走当代新儒家所设计的道路。

其次，就当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所做的“创造性转换”来看，还不能令人信服地从“五四”以来所得到的教训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近百年来，拖中国现代化后腿的主要是传统的保守思想，而传统的保守思想又多半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盾牌的，而且这种保守思想又往往包裹着改革开放的外衣大行其道。所以批判封建文化及其意识，仍是中国现阶段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任务。而当代新儒家所谓的“三统开出”“创造性转换”等，又主要集中在“确立道德主体”以开出“新的外王”。这些说法若应用到目前的中国，只能进一步助长消极保守的泛滥。

再次，对日本及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国际上的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些看法甚至与当时新儒家的看法正好相反。如在海外广泛流行的《日本第一：美国的教训》一书，就与森岛道雄等人的看法不同。这本书在研究日本成功的原因时说：“我越来越相信日本的成功，主要导因于特定的组织结构、政策方案与意识计划，而不是传统的特质。”“没有一个国家能依赖传统的特质去完成它的现代化。”^[24]而对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经济繁荣，许多人都认为与儒家文化无关，它只是植根于英国或日本式管理制度和讲求效率的结果。^[25]这就是说，是否真正存在一个有效的“东方企业精神”，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在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的指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