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较：中国通义

如果说，始终坚持“夷夏之防”的文化保守派全面排斥西方文化是一种“中体中用”的话，那么“全盘西化”论者则与此相反，主张彻头彻尾地全面吸收西方文化。因此，若从文化体用论的角度看，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又可称作“西体西用”论。无论文化保守派还是全盘西化派，尽管都没有用“体”“用”范畴说明他们的文化立场，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和主张，作为对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回应方式，又不能与当时盛行的文化体用论，特别是“中体西用”论完全分开，而是在互相刺激下产生的。

“中国本位文化”的提法出现较晚，但作为一种思想却出现较早，它与洋务运动后期所提出的“中体西用”有某些类似之处。张之洞时代，为了反对制度的西化，把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体制和纲常名教作为“体”，认为器物技艺尽可以西化，但封建政治之“体”却不能变。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人又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中国传统中的一部分道德伦理，作为中国的文化本位，认为对西方文化必须采取“吸收其所当吸收”的灵活可变的态度，但作为本位文化的“三民主义”、传统的伦理道德等却不能抛弃。这样，“中体”的说法遂演变为“中国文化本位”的说法，即以纲常名教治国演变为以“三民主义”治国，于是成为为“王道”政治的现实合理性作辩护的工具。因此，“中国本位文化”是从“中体西用”中脱胎出来的保守思潮。

“全盘西化”一词，据说是由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所写的一篇英文短文中正式提出来的。他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曾提道：“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赞成‘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3日）此后，著名的“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于1932年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系统全面地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本书虽然比胡适所写的英文短文晚三年，但从其思想发展说，书中的“全盘西化”一词，很可能比胡适提出的更早。

一个概念、名词的出现，往往晚于这个概念、名词所反映的思想。实际上，“全盘西化”的思想早在“五四”之前就已产生。陈独秀、易白沙、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想，并用它痛斥中国的封建旧文化。如陈独秀在其《今日中国之政治》一文中说：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自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

在陈独秀等人看来，“中学”与“西学”或“中法”与“西法”，“绝对两样”。因此，“断断不可调和迁就”。这种“水火冰炭”的矛盾，只有一方取代另一方，而不能“并行”或“相容”。这种与旧文化势不两立的态度及其反调和的立场，实际上即是一种“全盘西化”的主张。此外如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废除阴历纪年，鲁迅主张“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等，都是“全盘西化”思想的反映。

“五四”前后，“全盘西化”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变法维新失败、辛亥革命一阵风，带来的只是“共和”招牌，而骨子里一切都是旧的，封建旧势力卷土重来，社会上不仅“充满道德的鬼话”，甚至“罩满了妖气”（鲁迅语）等等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对它决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它在当时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方法论意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20]

当然，“全盘西化”作为一种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不仅在逻辑上有许多矛盾，而且在实践上也没有充分的根据。这是一种权宜的口号，是在当时国粹派步步紧逼，折中调和的论调高涨的情况下所得出的过激主张。正因如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很快由“全盘西化”的立场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当时这一思想确实起过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特别是在反对封建保守势力，加速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毛泽东等人都是从西化派中分化出来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上海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在《文化建设月刊》一发表，便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可以说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由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分裂为二。原来代表西化派的胡适成为“欧美文化”的追随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成为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述分野更加明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思潮，而且付诸实践。这样，在保守的“中国本位文化”派的眼中，“全盘西化”的含义，既包含资本主义文化又包含社会主义文化。如十教授《宣言》中说：“我们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去主张模仿英美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同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文化建设月刊》一卷四期，1935年1月10日）

“本位文化”派从总体上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因此既不赞成中国走欧美的道路，也不赞成走苏俄的道路，以便使中国“从两种国际思潮的逆流湍急中，航向民族复兴的彼岸”（《中国到哪里去？》，上海《时事新报》1935年1月14日）。尽管十教授《宣言》中一再声明“不守旧”“不复古”，但由于“中国本位文化”的提倡，实际上却出现了“守旧”“复古”的倾向。有人提出要恢复“以‘礼义廉耻’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德行”；有人认为“阐明‘中庸’‘诚’‘明’‘变’‘化’之理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需要”；甚至有人主张“还是要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等等。

当时胡适就认为：“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中’的议论，看上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3日）为了反对保守思潮与折中调和，胡适完全有意地走上极端。他认为：“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中调和上去的。”（《独立评论》142号，1935年3月17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在当时就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指责。为了得到“同情”和“赞助”，不久他就修改了自己的说法。他说：“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又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立的。文化只是人们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们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文化惰性。……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绝不会全盘吸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3日）于是他把“全盘西化”的提法改为“充分世界化”。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尽管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人成分不一，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一种保守思潮，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虽然在成分与观点上也不完全相同，但对于冲击保守思潮，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参加这场辩论，但从一大批进步作家所发表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新生周刊》二卷二十一期，1933年6月15日，后文简称《意见》）中可以看到，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这场“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所持的态度。在这篇有艾思奇、老舍、向达、李公朴、吴组湘、周建人、姚雪垠、柳亚子、胡绳、张天翼、叶圣陶、郑振铎等一百四十八名进步作家和太白社、译文社、读书生活社等进步学术团体签名的“文化宣言”中，也是把批判矛头对准了封建复古派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篇宣言有许多遗漏甚至避讳，但反封建的旗帜却是极为鲜明的。例如，《意见》说：

我们相信复古运动是不会有前途的。假如读经可以救国，那末，“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假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可以救国，那么，李鸿章和张之洞早已成了大功了。时势已推衍到这个地步，而突然有这种反动现象发生，我们虽然明白其原因并不简单，但不能不对这种庸妄的呼号，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促其反省。(www.xing528.com)

这篇《意见》是在上海十教授《宣言》发表后五个月问世的。经过五个月的深思熟虑，进步作家对“中国本位文化”所挑起的“复古运动”，称为“庸妄的呼号”和“反动现象”。虽然没有明确点出“中国本位文化”的名，但其倾向性是一看便知的。他们揭露了复古派的愚妄，认为民族自信心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以及挣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等等，“这一切，并不是憧憬于过去的光荣就可以成功的。一切破落户捧着废址上的残砖废瓦，以为这就可以重建楼台，谁都知道只是一个愚妄的梦想！”

这批左翼进步作家，其中包括艾思奇、胡绳、柳湜、夏征农、张仲实等，都已是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革命理论家了，他们所发表的宣言虽以个人身份签名，但可以反映当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对这场“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的基本看法。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中借民族自救、建立民族自信心而掀起的封建复古思潮和“变相的保守论”是有警戒的，头脑也是清醒的。如他们在《意见》中说：

近世的伦理是进步的很快的。奉二千多年前的伦理观念为金科玉律，恐怕只有退化的人群才会这样办。我们相信民族的自救，贵乎知新而不贵乎温故；我们知道我们的传统的弱点，我们必须勇敢地去补救。

如何补救呢？“我们以为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维新’的路上走去，再没有别的办法了。”那种“不愿受外来影响”，一听到“西化”便神经过敏的人，企图用“提倡读经的办法”和“两千多年前的道德教训，范围现代人”，“他们虽然未必是‘王道’政治论者的同群，而其结果却是一致的”。因此《意见》奉告那些守旧的人士不要害怕外来的影响：

凡伟大的民族，差不多都吸收外来的文化。罗马帝国是全盘的承受了希腊文明的。中国的文化到底有几分之几是纯粹的“国粹”，也大是疑问。

到此，《意见》才接触到论战的另一方：“全盘西化”派。进步作家们的《意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同意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主张，正像他们谨慎地没有点“中国本位文化”的名一样，但起码在宣言中没有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且从上面所引的一段话可知，他们提出历史做证明：全盘吸收外来文化的例子是有的——“罗马帝国是全盘的承受了希腊文明的”。在这里，他们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喜欢咬文嚼字，没有顾忌“全盘”二字。因为在他们看来，“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比较起来，提倡“本位文化”会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更大的危害，他们是站在高处看中国。如果真的咬文嚼字，“罗马帝国是全盘的承受了希腊文明的”这一判断不论就逻辑上说，还是就实际历史情况说，都是很难成立的。这一全称判断本身即是对“全盘西化”论的赞成。事实也正是如此。《意见》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本位文化”派及一些保守人士的不满，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从这一节宣言看来，可知他们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保守人士认为，这个宣言的根本错误在于，“根本否定中国固有道德的价值”，“从考据上证明中国有许多东西是故物”，“并不能拿来作为全盘西化论上的根据”（徐北辰：《主张西化的又一群》，《晨报》1935年6月24日）。

由此可见，在“五四”时期与三十年代的东西文化辩论中，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全盘否定“全盘西化”论的。尽管“全盘西化”论在理论上、逻辑上乃至实践上有其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但在反对封建旧文化和反对顽固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媒介之一。正如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无政府主义一样，它们都是西化思想这一席卷整个中国大潮中的一个支流。在流动过程中，有的干枯了，有的流错了方向。还有的被涨潮的封建主义汪洋大海吞噬和同化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冲破了一道道拦在它前面的阻力和障碍，沿着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凿的河道滚滚向前。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喻，西方文化就像一个蓄满水的水库，如何引进这水库之水，在中国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封建保守势力一直想通过封闭总闸门的办法，防止“西水”流入中国；而“全盘西化”论则企图把总闸全部启开，让各种潮流都进来，包括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德先生”、“赛先生”等等。如“全盘西化”的得力鼓吹者陈序经在其《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所说：

假使我们以为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产生不少罪恶来，所以要反对，那赛先生和德先生也造出不少的罪恶来，那么我们也不要德赛两先生了。结果我们只好再提倡孔子之教吧。其实要是我们觉得中国文化是不适时需，西洋文明是合用了。孔子之道是不好了，赛先生是好了，那么要享受赛先生的利益，应当要接受赛先生发脾气时所给我们的亏。^[21]

这是“全盘西化”论者最极端的说法，意思是说，西方文化也是精华糟粕、优点缺点掺杂在一起的，不要因为害怕引进糟粕和缺点，从而把精华和优点也排斥了；同时认为，吸收西方文化不能贪便宜，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好恶决定的，“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她是世界潮流的趋势”，“军团主义”“金力主义”虽然给人们带来不少罪恶，但为了适应“世界潮流”和“现代文化的趋势”我们不得不暂时忍受这些“罪恶”，“要享受赛先生的利益”同时也要“接受赛先生发脾气时所给我们的亏”。陈序经的这些说法，完全排斥了人们在接受某种文化时所应具有的能动的选择性，这也是“全盘西化”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表现。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还处于弱小阶段，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时刻想扑灭和扼杀新生的革命星火，“本位文化”的鼓吹者，就是企图通过关闭闸门的办法，遏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全盘西化”论者如胡适、陈序经等人虽然主观上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向往欧美的资本主义，但由于主张“全盘西化”，把水库的总闸全部启开，让欧美资本主义文化顺利流进中国，同时也就造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客观可能性。这虽然不是胡适等人甘心情愿的事，但客观上“全盘西化”不得不同时容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也是当时艾思奇、胡绳、张仲实、夏征农等马克思主义者及一大批左翼进步作家发表《意见》，谴责和揭露复古读经逆流的深刻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

“中国本位文化”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排斥马克思主义；“全盘西化”论虽然主观上向往欧美资本主义，但在客观上可以容纳马克思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盘西化”论在近现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的产生、发展及影响，有其客观历史条件，并不能依主观好恶来加以评述。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支配地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当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全盘西化”论也从此失去了它的历史作用，谁再来鼓吹“全盘西化”，就有排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危险。因此“全盘西化”只能作为历史研究的题材，它可以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来观照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各种不同态度，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出现的中西文化论战，以及“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争论，实际上都走了极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都未能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全盘西化”的幽灵也未能全部消散。他们不过是改换了服装和道具，潜藏在历史的尘埃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