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再思考：《中国文化通义》提供的新成果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一直面临着近代化问题，“五四”以后又面临着现代化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所迫切关心的也还是这个现代化问题。

由于近代化和现代化首先是从西方开始的，在中国文化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中国化”与“西方化”关系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一关系问题，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口号，近代有“中体西用”，八十年代又提出“西体中用”，国外的一些华裔学者还提出“中西互为体用”。总之，近百年来，为了更好地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和回应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挑战，“中”“西”“体”“用”四个字，几乎经过几次排列组合（国粹派可称“中体中用”，“全盘西化”可称“西体西用”），但直到现在它仍然困扰着我们。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体用论”在文化讨论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体”“用”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古老的哲学范畴，它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老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以后，这对范畴才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一般说来，“体”的含义多指本体、本源、本根或根据；“用”的含义多指表现、功能、作用。在二者的关系上，往往认为“体”决定“用”，“用”表现“体”。因此它们又具有哲学上的本质与现象的意义。在中国哲学中，一般在强调体用统一的同时，往往重视“体”的作用，因此体用范畴又常常与本末、道器、形上形下、母子等概念紧密相关，有“崇本举末”“守母存子”等说法。(www.xing528.com)

把“体”“用”范畴应用在中外文化的关系上，始于中国近代。它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的“夷夏论”和封建文化内部的“明体达用”“明经致用”论脱胎和演变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