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义：对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反应

以上两方面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主因，是基于当代民族复兴的要求和国内原因而提出来的。此外尚有国际原因。

八十年代初，出版了不少类似《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等未来学方面的书。它向人们报道了这样一个信息：工业革命把人类历史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经过近三百年的充分发展，目前在地球上已接近尾声。这就是说，西方先进国家不仅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过程，而且开始走向“后现代化”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交替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文化撞击和文化反差现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向人们提出挑战；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个人显得更加渺小，甚至有被电脑、机器人代替的可能；个人主义的过分伸张，离婚、随意同居、乱交司空见惯，甚至导致家庭结构的解体；过分的商业化和金钱的力量，使人与人的关系冷却到最低点，使人成为大海中孤苦伶仃的一叶浮萍；不可遏制的科技发展导致超级大国从地球上的竞争转向太空，能源的日益枯竭，造成波斯湾地区疯狂的军事冒险和武装冲突……这一幅幅活生生的现代世界画图，使人们忧心忡忡。在这种心理骚动、精神不宁的文化环境中，儒家的“大同理想”，老子的“小国寡民”，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等等，伴随着一曲曲浪漫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谓的“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就是在这种世界性的现实经验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西方一些工业大国所遇到的问题，有没有普遍性？对于那些尚未走上现代化的不发达国家来说，要不要吸取西方所获得的经验教训？这几乎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非一个国家的环保局、婚姻介绍所、某一所名牌大学或几个名流学者、圣贤显贵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世界成了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有机整体，全世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很多是共同的。如苏联诺尔和贝利核电站污染的外泄，世界核裁军的进展与实现，波斯湾的危机以及日本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进军等，远非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所能解决的。特别是当代世界，知识和信息的迅速传递，新学说、新思想、新理论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可到处传布，无法用封闭的手段遏制其传播，因此对“文化”的发展再也不能停止在一个有限的局部范围内，必须有一个“全球意识”，从而放眼世界，随时了解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思想文化的流动、碰撞、比较、交流成为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潮流。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所谓“全球意识”，在各种“文化”面前就会眼花缭乱，心无所主，就不能正确反映时代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落在时代的后面，贻误我们民族复兴的契机。

所谓“寻根意识”，一方面是相对于“全球意识”提出来的，同时也是针对八十年代西方科技发展引起的精神危机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它既有“民族意识”的成分，又有“忆旧复古”的色彩。现代人既然逐渐失去了对自然的亲和感，逐渐失去了维系一个社会的家庭重心，社会自然感到自己很容易成为“四面挂搭不上的异乡人”，成为“在无边的大海中漂泊不定的一叶孤舟”。于是产生向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复归的倾向。希望从东方文化中得到某种补救，以便使他们的文化更好地发展。“如英国历程神学大师查理斯·霍桑教授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必须向东方学习，学习其‘德性实践’方面的精神，他特别欣赏中国哲学像孟子那样没有把心脑打成两片，认为思想和感情是不可分的，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但总有限制，计算机不能感（没有感情）也不能思（不能独立思维），它的动作不能与活生生的人类行为混为一谈。”^[7]还有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家对中国的《易经》、八卦系统、中医、中药理论以及道教的养生学等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的学者严峻地提出：“现代人走向‘现代以后’，对于传统反而有了较多的肯定，这是晚近对于传统态度的根本改变。不想我们东方倒还有许多人拘泥于启蒙进步思想，根本不知道这已经是过了时的思想。”^[8]

由上述情况来看，八十年代中期，人们相当普遍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似乎又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在“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交叉汇集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它应该如何发展？如何自处？究竟是以十八世纪启蒙进步思想为模仿和追赶的目标，还是回过头来，向西方学者所倡导的那样以东方文化为依归？“寻根意识”对我们有何启发？当代新儒家究竟有无可取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究竟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文化问题，像一个不可解的连环，困扰着八十年代每一位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而又肯动脑思索的人，决不会把它看作是“浅薄的文化游戏”，更不会拘泥某种教条，用最省力的办法“以不变应万变”。

上面只是概括地描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起因，它当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原因，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往往是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尤其不能把这一点过分夸大或孤立起来。因此，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从总体上说，是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结果。它之所以迅速兴起，正是反映了时代前进的要求，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渴望祖国兴旺发达的迫切愿望。它虽然与“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也并不像有些人所指出的那样，“完全是‘五四’时期文化讨论的重复”。与“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相比较，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五四”时期，国家分裂，帝国主义列强争相瓜分中国，国内军阀互相倾轧，政客买办豪夺于上，土豪劣绅横行于下，搞得中国贫弱不堪，因此在这种寝卧不安的环境下，参加文化讨论的人往往带有偏激的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心理，多半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当时党派林立，“主义”繁多，参加文化讨论的人不得不受其影响。因其各有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这往往影响了文化讨论的客观性和充分论证的可能。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完全是在和平一统的环境下，没有“五四”时期那样沉重的心理负担和党派纠纷。因此虽然也十分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但又能广征博引，从人类文化学、现代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学、自然科学史、现代文化方法论等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下手，对中西文化进行客观地比较研究，这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是“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不能比拟的。(www.xing528.com)

第二，“五四”时期，“救亡图存”是当时时代的主题。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因此，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多半忙于组团建党，从事实际的政治斗争，很难整日伏案于书斋从事纯粹理论、文化的探讨和构思，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讨论的深度，也影响了对传统文化做全面的分析。尽管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对旧文化的批判表现出某种深刻性并充满使命感和时代激情，但绝大多数人对西方文化缺乏全面的了解，对旧文化的批判也往往失之笼统和偏颇。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虽然也不能避免上述缺点，但从总体上看，则有很大改进。尤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要比我们的前辈清晰得多；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西方当代名著的翻译、出国留学生对西方的亲身了解、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输入等等，都远非“五四”时代之可比。这些都为当时东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传统文化的分析研究提供了直接有利的条件。

第三，“五四”时期社会改革所遇到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阻力，主要来自保守的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掩饰，往往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如当时的辜鸿铭、陈汉章、林琴南都是直截了当地反对改革，反对新文化。因此，对于改革者来说，比较容易识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则不同，尽管旧文化、旧观念在改革中仍然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但其表现形式却比“五四”时期复杂得多，曲折得多。它们往往改头换面，从他们的现实利益和小生产心理出发曲解马克思主义，这对改革者造成极大困扰。因此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也不像“五四”时期表达得那样直接，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对传统和现代化加以研究。如对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探讨，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对人治与法治的基本理论及其实质的探讨，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与传统观念的探讨，以及对近代以来儒家文化的表现形式、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传统文化与未来等等方面的探讨。这些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和不同学科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五四”时期所不曾具有的，只是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来说也还是刚刚起步，有待进一步深化而已。

第四，“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由于参加者各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因此对中西文化的看法带有强烈的党派性，形成极鲜明的对立倾向，并且对文化价值的评估，多从其政治功能方面着眼，很少从文化学本身的基本理论出发，因此在方法上都不免带有形式主义和独断论的倾向，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带有绝对化倾向。如“全盘西化”派对传统文化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而传统派或“国粹”派则对传统文化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夹在中间的折中派或调和派，由于在方法上与前二者没有什么基本不同，因此其观点和主张也多是机械性的拼凑，表现为似是而非的特点。既不完全拥护传统，也不赞成“全盘西化”，如后来出现的“本位文化”派所谓“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其所当吸收”等含混笼统的说法，无不带有似是而非的特点。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没有形成明显的对立派别，尤其在不同观点的背后，没有“五四”时期那种强烈的党派性。在方法上也尽量避免了绝对化、简单化和公式化的错误。特别是能够注意利用当代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新成果，从理论上探讨东西文化的关系，并对传统文化作深刻反思，并不急于肯定或否定，这些都为文化讨论的深入创造了条件。

第五，“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的文化论战，其发展与归宿被民族救亡的实践斗争所取代，所以除了少数人外，“社会主义”成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和东西文化论战的共同结论。也就是说，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以政治的形式作了结论，这是“五四”时期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所得出的必然结果。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是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实践了三十年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再具有“五四”时期那种强烈的政治倾向，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较深刻的体会和了解。另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同“五四”时期有了明显的不同。所有这些，使得人们的文化视野比“五四”时期广阔得多，文化的内涵也深刻得多，人们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也复杂得多。因此对东西文化比较及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背景，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倾向。尤其当时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伦理学、比较宗教学等“比较”范围的无限扩大，都为传统文化及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创造了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的文化及学术条件。

第六，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再一个显明的特点，是关心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五四”时期，文化讨论仅限于知识界，而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仅从各地召开的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会和举办的各类文化讲习班看来，参加讨论的人数起码数以十万计。以其成分来说，他们来自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工商界、学界、军界等社会各界各阶层。这是“五四”时期文化讨论所不能比拟的。

以上仅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起因与特点，做了一个简要的概括，以便使我们加深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全面了解。这里着重指出了与“五四”时期文化论战的不同特点，当然也还有许多相同或类似的地方，这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