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通义

科学与民主是现代化所必然包含的内容。无论是西方式的、日本式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离开了科学与民主，都不可能走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科学所包含的内容，除了指现代大工业生产及现代生产技术、技能以外，还包括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与一切迷信、愚昧相对立的；而民主则是一种制度或生活方式，是与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相对立的。

自“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一直成为先进的中国人不断追寻的目标。但由于当时封建势力的顽固抵抗，人民教育水准的低落，特别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和国内军阀的连年混战，“救亡图存”的任务压倒一切，使中国极度缺乏科学与民主生长的条件。另一方面，自“五四”以来，国人对科学与民主所产生的不同理解，致使科学与民主的观念很难在中国扎根。

“五四”之后发生的“科玄论战”，就表明了当时各派（包括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的看法。虽然各自的看法不同，但其共同点是都没有在现代意义上对科学加以认识，因此往往忽略了对科学评价、科学方法的研究和探讨，更谈不上运用这些方法于实践当中。当时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应该建立何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或信仰问题的争论上。“玄学派”与“科学派”且不必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等人在这场辩论中，对“科学”的理解也只局限在“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5]而对一般的科学精神、态度、方法、素养，特别是对自然科学指导下的现代生产力、大工业生产等都缺乏明确的认识，从而把科学与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完全混在一起，为以后哲学代替科学、生产关系代替生产力、精神意志代替物质生产等一系列偏离开了先河。

对“民主”问题亦是如此，由于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前辈对“法兰西文明”逐渐产生怀疑，转而狂热追求新出现的“俄罗斯文明”，其结果，忽略了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探讨。这从陈独秀后来的“省悟”可以看出此间的曲折。陈独秀晚年针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曾说了一段由衷的话，他说：

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故也。^[6](www.xing528.com)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人民、对老干部、对知识分子的专政比之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有过之而无不及。陈独秀如果活到今天，一定更加痛悔他当年对“俄罗斯文明”的追求。“文化大革命”践踏民主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了高悬在人们头上的斯托克利斯剑；“最高指示”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圣旨。稍有不恭不顺，不是克之以“阶级斗争新动向”，便是讨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连生命都难得保障，还何言民主？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到：“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随意践踏民主更非偶然，这是长期的个人迷信和缺乏民主的必然结果，中国不彻底实行民主制度，就根本谈不上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其实“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反右斗争”“反右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缩影和预演。李泽厚在总结了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出现的情况时说：

十亿神州从“文革”噩耗中惊醒之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心声就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倾泻而出。……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识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了“五四”时期的伤感、憧憬、迷茫、叹惜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惨痛之后的复归。

这一段对八十年代文艺界思想的概括，基本上也适合当时文化界的情况，只是文化界不像文艺界表达的那样朦胧、伤感和迷茫，而是用含蓄的语言表达一种憧憬、信心和理想：即用极大的热情渴望科学与民主的到来。这样，“五四”时期呐喊呼唤的科学、民主便成为八十年代“文化热”讨论的主题。因为它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引进科学技术，同时也要加强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的建设，这样才能不致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