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现代历史的角度，回顾“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并没有得出肯定的结果。它似乎不分胜负，从而为以后埋下了复发的种子。然而，正当双方唇枪舌剑地激烈辩论之时，“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从西化观念中脱颖而出。原来积极主张“全盘西化”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吸取了新的营养，开始和新文化运动的同伴胡适等人分道扬镳，西化派发生分裂。这一重大事件，可以说改变了东西文化论战的性质，由原来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论战，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论战。它甚至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整个进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五四”以前。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并对《资本论》作了评述。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演说，其中谈到马克思及《资本论》，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上海《民主报》，1912年10月15日）。除朱执信、孙中山介绍之外，还有许多人偶然提到马克思主义，但它只是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学说传入中国，而且材料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对当时中国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一次大战对欧洲产生刺激，西方人自感自己的文化发生危机，有所谓“科学破产”之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即向国人传达了这一信息。从文化的角度看，东方文化派的复苏便是对这一信息的直接反应。当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对西方的科学大加怀疑的时候，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欧美的民主政治也产生了怀疑。如陈独秀说：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九卷三号）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机器。（《谈政治》，《新青年》八卷一号）

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在中国的破产，使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告别了他们过去崇奉的“德谟克拉西”，开始寻找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道路。这就是“阶级战争”和“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十月革命正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而取得成功。它的辉煌胜利，使全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刮目相看，因而在十月革命后，它在中国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基本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和世界问题，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9年他又连续发表了《大亚细主义和新亚细主义》《战后之妇女问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开始大量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此外还有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人于此时也翻译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文章。1920年，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著作也开始广泛流行。按着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早期所介绍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倾向，即非常强调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重要部分：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即所谓的历史观，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个理论部分，即后来被规范地译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0]。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的主要内容。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之前，《每周评论》便在其“名著”栏内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也一再宣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部分译文说：

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贫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

无产阶级在和中产阶级争战，因为情势所迫，不能不自行组织一种阶级。若是取革命手段，他们便自居于统治地位，把一切的旧生产情形，都要废除；并且要把一切阶级的反抗都消灭了；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那一阶级的特权，都一并废除。（《每周评论》十六号，1919年4月6日）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这一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11]阶级斗争不仅具有理论品格，更重要的是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认识十分清楚，如李大钊说：

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12]

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然后再对社会进行改造，以逐步达到社会主义，这便是“五四”前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运动的手段”和改造中国的方案。“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展现，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效果，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13]

这种文化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社会改革方案，吓坏了当时正在与封建旧文化论战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决不愿意看到“无产阶级的贫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阶级，没收中产阶级资本”，并“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机关”。因此，他们便不断挑起和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如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和主义”之争，梁启超、张东荪、吴稚晖等人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1920年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等等。这一系列辩论改变了原来东西文化论战的性质，由原来围绕“法兰西文明”的论战演变为围绕“俄罗斯文明”的论战；由原来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论战演变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虽然其中仍含有东西文化论战的内容，但在本质上、队伍的组合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张东荪、吴稚晖等东方文化派与胡适、丁文江等西方文化派携起手来，结果降低了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战斗力。同时，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及“俄罗斯文明”的热心向往，在他们以后的战斗中，把主要斗争矛头对准了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而批判封建旧文化的任务则相对减弱。这种近现代文化的多重变奏，“封”“资”“无”三种势力的交相混合与角斗，结束了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近代血泪史，迎来了中国现代史的开端。(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为指导，变书斋中的文化讨论为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政治革命。

【注释】

[1]参见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第三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参见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62页。

[3]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

[4]毋忘：《最近新旧思潮冲突之杂感》，《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3页。

[5]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7]同上。

[8]上海亚东图书馆编：《科学与人生观》序言，1923年版。

[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0]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11]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2页。

[12]《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7页。

[1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