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与制度的争论：中国文化通义实现突破

中国学习西方器物，学了几十年，有许多西方事物如轮船、火炮、火枪、开矿等业已开始在中国施行。但中日甲午一战，一败涂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尤其令人沮丧的是，竟败在昔日曾对中国毕恭毕敬的日本手里。这种辱窘交加的困境，引起人们对鸦片战争以后学习西方器用文化的检讨。

日本在近代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最早是通过与俄国的接触，而体认到西方势力的强大。接着于日纪安正元年（公元1854年）即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的前两年，被迫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接着又与英国签订长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就是说，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受到西方力量的强烈冲击。虽然所受的冲击力日本远远不如中国，但从中所产生的反应以及应变的速度和能力，则中国远不如日本。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至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的缔结，其间二十年的光阴，中国处在理论上激烈论辩、行动上缓慢爬行的阶段。在此期间，虽然有大量的关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言论传入中国，但清廷无意效法，而是在礼教与传统的层层束缚下，作茧自缚、逡巡不前。而此时的日本却果断地采取全面模仿西方的政策，他们在明治维新一开始，便共同认识到日本不仅需要在器物技艺层次上实行变革，而且需要在政治体制、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等层次上做全面改革。在明治天皇于1868年宣布“破除旧来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等大政方针的指导下，日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面大批仿造西方器物，一面废除传统的封建制度。废藩置县，创立大学，颁布近代兵役法，改革币制，起草宪法，设置议会。于1886年，基本完成了立宪政府的体制，初步具备了西方政治形式的内阁制度，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起码超越中国三十年。很明显，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全面性、全局性的特点。在西化过程中，并无先器物、后制度、再思想文化的层次顺序，而是采取三个层次齐头并进的方针，充分显示了日本近代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最后终于跻身于列强之中，并瞄准了他身边羸弱不堪的猎物，首先向中国发难，于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

日本的变化，更加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深思，其中最直接的启发，乃在于日本不仅学习西洋船炮，也模仿了西洋的立宪政治，而中国不仅固守封建传统与体制，就是西洋船炮也没有真正学到手。因此，中国要想真正摆脱贫弱，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应抓住根本，在学习西方器物技艺的同时，必须致力于制度的改革。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何启、胡翼南、康有为等，此时都大声疾呼中国应变法图强：

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国之游欧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饮冰室文集·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而已，于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谭浏阳全集·报见元微书》）

其中，尤以康有为言词最激。他指陈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由于体制陈陋，弊害百生，一些办洋务的人，对于西洋器物缺乏了解，一味地贪其廉价，而不顾效果，甚至饱受私囊，营私舞弊，屡屡上当，“闻近来所购者，多暹罗废器，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上清帝第二书》），以多出十余倍的价格买回过时废器，中国何能富强？此时的弊端在以后的历史中屡屡重演，又说明什么？康有为说：(www.xing528.com)

然凡上所陈（指器物西化），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漫数甚，且鬻及监司，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赂，欺饰成风……空疏愚陋，谬种相传……其它凡百积弊，难以遍举……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上清帝第二书》）

由此康有为认为，“方今之病，在笃旧法而不知变”，“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戊戌奏稿·应诏统筹全局析》）。康、梁等这些鼓吹变法维新的有识之士，多以日本为借鉴，认为中国所以屡遭挫败，就是因为不能及时改弦更张，不仅错过许多时机，而且没有抓住根本。在他们看来，变法之本原，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各项制度的更新。虽然每个人的主张各有不同，但其重点都由原来主张器物西化转移到制度西化上来。以康有为为代表，他一连七次上疏，语诚言切，向光绪皇帝陈述变法维新的主张，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制，制定宪法，成立国会等制度西化的主张。与此同时或前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何启、胡礼坦、黄遵宪等一大批着意于制度西化的知识分子，分别就民权、民主、立宪、司法、教育、工业、商务、财政等问题，提出全面改革的方案。

制度的西化，比器物技术的西化更违背中国传统，这对于那些顽固排拒西方物质文明的保守人士，无疑具有更大的刺激作用。他们斥责康、梁倡导的民权、平等、立宪等说为“无父无君之行”，“不知其置皇上于何地”，并咒骂主张变法的人士“心术不正”，“学问不通”，“乃午文诬圣，聚众行邪，假行权数”。当时湖南士大夫反应最烈，拟《湘省学约》以抵制变法革新思想。他们在其《学约》中，最首要的学规便是“尊圣教”“辟异端”。他们还专门翻刻书籍，聚徒讲学，力图扑灭改革思潮。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的《翼教丛编》便可作为保守士大夫的代表作。其中以叶德辉、王先谦、梁鼎芬等为其头面人物，并载有当时守旧迂谬的朝廷命官弹劾康、梁的奏折。如文悌参奏康有为说：

（康有为）专主西学，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之大经大法，一扫刮绝，事事时时以师法日本为长策。……如迩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废汉满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幸勿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翼教丛编·文侍御悌严劾康有为折》）

上面所引文悌的言论，足以代表当时反改革的思想逆流。他们视西方的民权制度如洪水猛兽，认为这些制度的推行，不但不能改变中国的积弱，反而会使中国加速灭亡。在他们看来，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实行民权、民主和议会制度，无疑等于取消“君臣之义”，“则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我亿万人无统纪也”。这就是说，中国只适合君主专制，“忠君为孔教特立之义，西教不及知也”（《翼教丛编·与俞恪士观察书》）。因此，如果照西法所行，“吾人舍名教纲常，则无立足之地。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翼教丛编·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编》）。以上均以中国传统的“君权至上”观念反对制度的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