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器物文化争论：中国文化通义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在奇耻大辱中认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大刀长矛敌不过西洋的坚船利炮。首先喊出向西方学习以富国强兵的是中国近代的伟大思想家魏源。他反对封建顽固派所采取的闭关自守的保守立场，主张打开眼界，认识西方，了解世界。因此，他在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即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号召人们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西洋强于中国的，主要是船炮、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及有益于民用的器物。

此后，容闳、王韬、郑观应、李鸿章、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等又极力倡言铁路、开矿等事宜。其中以郑观应、郭嵩焘提倡最力。郑观应列举修筑铁路的十大利益，并针对当时的反对者的意见，一一予以驳斥。他在自己所著的《盛世危言》中，提出西洋长技在格致，其中包括兵法、造船、铁路、制器以及农业、渔业、矿业诸洋务。出使英国五年之久的郭嵩焘“实见火车之利便，三四百里，往返仅及半日，其地士绅，力以中国宜修造，相就劝勉，且谓英国富强实基于此”。他在出使英国期间，曾报告李鸿章，让前往英国学习军事兵法的留学生，改习各种实业技艺，其中包括铁路、机械、矿务等。他说：“西洋开矿，常至四五千人，必藉机器以济人力之穷，其用无他，用以吸水，用以转运而已；开矿出土，皆人力也；是以机器有利无弊。用机器愈精，则资人力愈多。”（《养知书屋文集·与友人论仿西法》）

倡导西化的人，除了主张学习西洋上述长技外，还有纺织、邮政、电报、银行、报馆及农、工、商等各项实业。总之，1840年的鸦片战争，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刺激。此后三十余年间，士大夫中的开明人士及蒿目时艰的内外大臣，因而展开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

尽管洋务运动的领袖及其理论家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在后面论及），但他们毕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承认自己有不如人的地方，并且迈出了兴办洋务这一步。然而，就是这有限的一步，也遭到来自传统的无情攻击。一些封建顽固派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圣人之学中推衍出评价西学的尺度，他们甚至可以不顾事实，一厢情愿地自我虚骄、自我陶醉、诋毁办理洋务的人“用夷变夏”“沉迷夷俗”“变而从夷”。我们从前几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虽然由来久远，日趋严厉，但对一般外来的物质器用文化尚能容纳和吸收，而在清末却在排斥之列。如王闿运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湘绮楼文集·陈夷务疏》）在他看来，这些笨重的东西对于中国并没有什么用处，根本不需要向西方学习。因为中国固有的科学技术早已“广大悉备”，“非西方之可比”。如候选直隶州杨廷熙在其奏折中，盛称中国科技的优越远胜西方，他说：

中国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曩哲，或仰观俯察，开天明道，或继承缵述，继天立极，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极之道，旁通四达，体之为天人性命参赞化育之经，用之为帝典王谟圣功贤学之准，广大悉备，幽明可通。所以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恐西学轮船、机器，未必有如此幽深玄妙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九）

杨廷熙的这一番议论，完全是一种盲目的虚骄和无知。这一番近于热昏的胡说，根本不知西方科技为何物。足见当时正统士大夫对传统的拘守到了何种可悲可怜又可笑的程度。

保守人士对学习西方器物充满疑虑，他们从儒家传统中拣拾各种观点，随意发挥，反对器用的西化。如湖南巡抚王文韶即以儒家的重农思想为标尺，反对使用机器，他说：

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机器行之，彼兼并之家，富连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诚美利也。此外另无恒产，全赖雇值以自赡者，往往十居八九。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重，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推之工匠，亦莫不然。（《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百）

王文韶认为，使用机器的结果，将破坏传统农业社会的均衡，使社会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这是中国儒家对社会平均的关切。但他们似乎对当时社会及国际形势无深切认识，企图永久保持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传统，从而维持中国人的贫穷。在他们看来，“先王之治天下，使民终岁勤勤，而仅能温饱其身”，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人民为求温饱，则必勤劳，“劳则思，思则善心生”；一旦物产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将因生活安逸而趋腐化堕落，精神生活、道德水准也大成问题，“今举耕织煤铁之事，皆以机器代人力，是率天下之民，习为骄惰而坐拥厚资，其有不日趋于淫侈者乎？”（《瀛海论》（中），载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〇二）这一议论与两千多年前庄子的“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机心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道之不载”如出一辙。这种宁使民穷，不使民富的传统思想直到二十世纪在中国尚有表现。

更有甚者，保守人士用中国传统的风俗迷信反对学习西方的器用文化。如当时有一个叫陈彝的人，反对铺设电线，因为：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之木主。中国则事死如生，千万年来，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浸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海防档·电线》）(www.xing528.com)

中国历史上第一任驻柏林公使刘锡鸿，其外交生活经历并没有使他原来的国粹立场有任何变化，他极力反对建设铁路，在他所列举的二十余条理由中，有一条说：

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数十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谴为虞。阻于江海，则凿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禋既久，神斯凭焉。倘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缕陈中西情况不同，火车铁路势不可行疏》，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〇三）

上述陈、刘二氏为反对西洋器用文化，把中国早已陈腐的封建迷信搬上辩论的舞台。可见其思想愚昧到何种程度？但就其本人而言，“绝不是在明知故犯地玩弄诡辩术，他认真地、虔诚地以使传统士大夫千百年来惯用的方法来思考西洋事物”，“用国粹主义的种种现成的规范、信条与价值尺度，对西洋文明评头品足”。^[1]这些浸淫于经史的保守士大夫，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及思维方式，驾轻就熟，随时都可信手拈来，给主张西化的人扣上各种罪名。其中普遍常用的还是祖传的夷夏观念和儒家的仁义道德。他们认为学西洋科技，非立国之本，其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而在“正人心行仁政”。大学士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光绪中，内阁学士文治上奏反对修筑铁路，也强调“中国所恃以为治者，人心之正，风俗之厚，贤才蔚起，政事修明也”。倭仁在同治间一折奏议中便以夷夏之辨为理由反对创建京师同文馆，他认为：“读书之人，讲明礼义，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夷不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很明显，在中国面对西方的严峻挑战之时，保守的士大夫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采用传统的用夏变夷的陈腔旧调来应付时局的变化，甚至完全错估形势，新旧颠倒，顽固地否定和排斥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例如朱克敬说：

近日学西方者，多糟粕程朱，秕糠孔孟，赞美夷人，以为事事胜于中国，用夷变夏，即可自强，此大误也。……今我方舍旧谋新，而彼乃广购经史，教其国人诵习，我专学彼之短，彼尽得我之长。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衣冠礼义之邦，将成兽蹄鸟迹之区，此鄙人所大惧也。（《柔远新书·谬戒》）

总之，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三十年间，以办洋务为主的自强运动，受到来自传统势力的巨大干扰，使那些以模仿西法而建立起来的各项新事业，遇到重重困难。如光绪初，由英国吴淞公司修筑的第一条铁路（由上海至吴淞）刚刚通车，便遭官兵反对和阻挠，又刚好轧死一个华人，便激起众怒。清廷与英人交涉，以二十八万两白银买下，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九月拆毁。^[2]由此可见，传统势力，不仅可以从思想上而且可以从行动上，扼杀哪怕任何一点微小的改革。

从上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保守势力，抗拒一切来自西方的事物，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中国的传统与秩序，其根源在于有一种盲目的华夏优越感。试看他们“舍我其谁”的气概：“尧、舜、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以不弊者也”，“尧、舜、孔、孟之教应遍行于天地所覆载之区，特自今日为始”，“尧、舜、孔、孟之教，盖渐推渐远，初无一息之停也，今泰西诸国，其必将用夏变夷，而不变于夷也决矣”（《万国政治艺学全书·答友书》）；“环球全辟，声教遂通，孔、孟之书，译行遐壤，此圣教西渐之期运也”（《虚受堂文集·西被考略序》）；“现在泰西入学者，必习中国语言文字，所有五经四书，概行刊刷，先刻华文，而以西文注释之，日日讽诵，其景从之心，较之中国人之入彼教者为更切。……将来渐渐推广，风气日升，圣教盛行，率薄海食味、辨色别声之人，而皆不敢出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之外，天主云乎哉！”（《瀛海卮言》）“夫圣人之心，天心也，圣人之道，天道也。唯我孔圣人之教，与人无患，与世无争，奄有众长，而不移沦为空寂。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并包万善。……天而不欲万国之民永生并育，长治久安，则亦已而，苟天地好生，人心思治，则舍我中国之圣教无由也。”（《庸书外篇·圣道》）这种盲目的自我膨胀，完全是鬼迷心窍，以至长短不分，强弱倒置。并且认为，这种“并包万善”的孔孟之教所培植的中国旧有的传统与秩序也是“万世无弊”的，它是天下最先进、最合理、最优秀的完整自足的体系，它不仅不需要任何外来的东西，而且它自身的完整性、纯洁性更不允许任何污染，它的体、用、本、末不可分割，一旦本末倒置，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都会瓦解这个体系。因此，必须严格保持“中体中用”。对外来的东西，无论是器物，还是精神，一概拒绝，一概排斥，尽管中国门户被强行打开，但在思想观念上却可以严守着每一道防线。

主张吸收西方器用文化的人，之所以比他们高明一些，在于他们认识到此时不与西方接触已经是办不到的事情了。但他们对西方文化只是局部的吸收，就其最终目的来说，与上述保守人士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对西方器物的接受，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在形势逼迫之下所作的一种局部改革。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一出现，就已经注定其最终失败的命运。当形势再向前发展，他们的思想便落伍了，最后与保守之士站到一起，成为中国固有传统与秩序的辩护者与卫道士。

以办洋务为主的自强运动，对西方事物的接受是有选择、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对西方的认识只停留在西方的物质文化上，承认西方军备、器用的优势，而对中国的礼乐政治、文物制度仍持有相当程度的优越感。以为中国的政教、文物、风俗等等，无一不优于它国。极力推行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即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洋人所长于中国的，完全在器物技艺方面，而且主要在船炮枪械方面。他在同治四年八月所上的奏折中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要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之方即在是也。”在李氏看来，中国固有的礼乐制度是本，因此治本之法自当求于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但有时为了救急，又不得不讲求洋务。不仅李鸿章持这种看法，就是当时对西方认识较深的郭嵩焘、王韬等人亦有此等看法。郭嵩焘认为，自强有本有末，而本为中国所固有，不待取法西洋；末则需采西人高强之法，建铁路、造轮船、开矿山、制机器等等。王韬曾应聘赴英翻译西书，留英三年，回国后极力倡导洋务。他认为中国自强有两个方面：治中与驭外，二者又以治中为要。而治中有本末，其治本之法，乃在于强化国人的道德教化，如此而后，“风俗厚，人心正，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弢园文录·外编》卷二）。

可见，洋务运动时期，大体上是以学习西方器用文化为主，器用以外的如制度、政体、思想、文化等方面，只停留在泛泛议论阶段，没有正式提出改革的要求。这说明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往往是从救急出发，很少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梁启超批评李鸿章时说：“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国之所以富强之原，范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3]梁氏对李鸿章的批评，指出了洋务派在吸收西学所存在的致命弱点。当时清廷积弊甚深，仅靠西方的器物是无法挽救颓局的。1894年的中日甲午之战便是一条证明。此后，传统与西化之争进入了另一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