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义：明清禁教与西学的早期输入

中国文化，从明朝万历之后，逐渐走向低潮并趋于衰落。其原因虽然很多，而且也十分复杂，但政治上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与文化上闭锁政策的推行，显然是主要原因之一。

明代科举制度继宋代而得到强化，尤其经过对程朱理学的大力提倡，“四书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并逐渐形成僵化的八股形式。这种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也完全为清代所继承。一些读书人，在科举制度的培植下，把读书作为求取功名利禄的荣身之路，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多人都一心想望得手于科场，从而青云直上，爬上权力的舞台去串演人间的闹剧。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即是对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深刻揭露。因为科举制度形式呆滞，内容陈腐，读书人既不能冲破八股的藩篱而另辟蹊径，也不能违背“四书五经”而阐发个人的思想见解。它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起到一种强固与凝聚作用，不仅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造成隔阂，而且对中国文化的自身发展也形成巨大的阻碍。

在政治体制上，明清两代更趋向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因宰相胡惟庸谋反事发，此后便取消了由汉唐以来所一直奉行的宰相制度。一切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其内阁成了一个空架子，甚至内阁大学士都很难见到皇帝的面。一切政事，必须经过太监才能与执掌最高权力的皇帝沟通。因此，有明一代，除皇帝专权外，最大的特点就是阉党干政，出现了像刘瑾、魏忠贤等有名的奸宦。故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宰相始也。”（《明夷待访录·置相》）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与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科举制度的教条与僵化，使民族的智慧、个人的才能都受到遏制，文化视野也随之缩小甚至枯竭。因此，明清两代，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更甚于以往，夷夏之防也日益严格。

以明代的关禁、海禁为例，《大明会典》卷一六七《关津》中载有详细的禁令。对中国与外国的人员往来采取了闭锁政策。如《私越冒渡关津》条明文规定：凡无文引，私渡关津者杖八十，因而出外境者绞。守把之人，知而共纵者同罪。其《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疋、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在唐代以前的律令中，甚至在关禁日紧的宋代律令中，均未建立中国人到外国去的禁制。特别是唐代，中国人去外国及外国人来中国，都采取了灵活宽松的政策，毫无猜防之心。因此，外族入居中国者及中国人移居外域者数目极多。其中入居中国者，以数十万计。这说明唐宋以前，中国与外国的商品贸易及人员的往来是相当开放的。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关海政策，对关禁海禁更加严格。《大清会典》中有详细规定，如：近边各国，不得越境渔探，及私辟田庐、隐匿捕逃；内地人民不得私渡沿边关塞、交通外境，及以海上贸易渔探为名，贩卖违禁货物；贡使及夷商等，不得收买兵器、史书、统志、地理图及焰硝、牛角、绸缎、锦绢、丝斤等物，以及携带内地人口，潜运造船大木钉、铁、油、麻、米、谷出境；伴送人员，亦不得将倒禁之物，私相贸易；各国贡使入境，水陆俱遵定制，不得越行别道；等等。明清两代，以法律的形式，对中国与外界的交通做了严格的控制，由唐宋以前的对外开放政策转而施行对外关闭政策。其中尤以“贡使、夷商不得收买史书、统志、地理图”等，最能表明其在文化上的闭锁心态。

由于上述原因，明清两朝，虽然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机会较唐宋以前要多，但对西方文化的受容与吸收，却远不如唐宋时代的宽广胸怀和雍容态度，反而常常是以疑忌的心态加以排拒，因此其吸收外来文化的程度与进展是表面的、迟缓的、消极的、被动的。

近代早期西方文化输入我国，是伴随海上贸易和耶稣会教士的传教活动而发其端的。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使中西关系出现一个新纪元，从此中国开始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大量东来。嘉靖时即有一些天主教徒来中国传教，至万历年间，人数逐渐增加。其中以利玛窦最为著名。

利玛窦是明朝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他出生于意大利，后加入耶稣会。于明万历九年（公元1582年）赴澳门，研究华语。次年他抵广东肇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他到北京建立天主教堂。数年间，信徒达二百余人，明廷大臣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都深受其影响。

自利玛窦入华，至乾嘉厉行禁教止，中西文化交流一时蔚为巨观。因利氏学识渊博，又比较了解当时中国士大夫的心理，认为要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因此他初入广东之时，居僧寺，穿僧服，后经徐光启等人的指点，又改穿儒服。在传教中亦多行儒家宗法敬祖之礼，以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他居中国三十年，大力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对沟通中西文化，传播西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西宗教信仰方面，他也采取了比较简捷、灵活的态度。尤其对孔孟儒学持有一定的尊重态度，他认为孔孟儒家的著作中所谓的“天”或“帝”，与西方的“上帝”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时不排斥中国人祭祀祖先的传统。

由于利玛窦非常注重传教的策略，在尽量与中国文化保持协调的同时，又对中国文化持有一定的尊重，故受到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利氏传教的另一特点，是以新颖的学术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因此他在传教的同时，用相当多的时间讲授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及艺术。除口头讲授之外，还翻译和编纂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著作，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西国纪法》《坤舆万国全图》《浑盖图说》《乾坤体义》《圜容较义》《勾股义》《二十五言》《交友论》《天主实义》等等。其中大部分著作是有关天文、数学和历法的知识。在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中详细介绍了几何与天文测算、地理测量、地图绘制、天文地理仪器和钟表机械制造以及与水利、建筑、运输、起重等之间的关系。

在利玛窦的影响下，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多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传教之余，翻译和撰写了大量有关西学的书籍，对西学首传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此时由传教士翻译和撰写的西学著作，除上述利玛窦的十几种外，尚有孟三德（葡萄牙人）的《长历补注解惑》《进呈书像浑天仪说》；庞迪我（西班牙人）的四大洲地图；熊三拔（意大利人）的《泰西水法》《表度说》《简平仪说》；龙华民（意大利人）的《地震解》《急救事宜》；穆尼阁（波兰人）的《天步真原》《天学会通》；艾儒略（意大利人）的《职方外纪》《几何要法》；罗雅各（意大利人）的《测量全义》《比例规解》《五纬表》；傅泛际（葡萄牙人）与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汤若望（德国人）集耶稣会士所传入的西方数学之大成，译有天文、地理、数学等著作多种，并协助修订崇祯历书、定新法算书等。

总之，此时输入的西学，除宗教外，多属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虽然受宗教的影响，传教士在许多方面没有把欧洲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介绍进来，有些介绍又明显地存在着差异，如天文学中托勒密系统和哥白尼系统混淆不清等等，但其中大部分知识仍属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物。这些西方著作的传入，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不仅启发了中国学术开始慢慢走向近代化的历程，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器用文化的发展和物质方面的建设，如：

第一，军事器械。火药自中国传入欧洲，特别是火炮制造术也起源于中国。欧洲人得其术虽远在中国之后，但其改造发达则速于中国。明万历末，葡萄牙人已在澳门建有铸炮厂。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廷遣使至澳门，命耶稣会士罗如望、龙华民等制造铳炮。次年又召艾儒略、毕方济等加以协助。其中包括许多寓居澳门的外国人，帮助明廷按西法制造火器军械。清室入主中国后，传教士又协助清廷铸造铳炮。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比利时教士南怀仁用两三年时间铸大小铁炮一百二十门，由清廷分置南方各省，以镇压反清势力。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又铸欧式神武炮三百多门，并编《神武图说》一书，介绍制造方法及其使用说明。西洋铳炮之威力已远非中国军械所比，但中国似乎只求用于一时，而不知掌握、改良。从天启二年至鸦片战争，其间二百余年的时间，火炮等西方军械在中国未得发展。当权者只起内讧，夺权争利，一旦洋人侧目，便完全失之笼统，不得不重操大刀长枪以抗外侮，失败是必然的。

第二，历法改良。中国历法可推之上古，传说羲和曾主司历象。但几千年下来，不但甚少变化，而且其间掺杂着许多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成分。中国也有不少杰出人士指出过中国历法的积弊，如南朝何承天认为：“夫历数之术若心所不达者，虽复通人前识，无救其为弊也。是以多历年岁，犹未能定，四分于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积世不悟，徒云建立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谶纬，遂关治乱，此之为弊，亦已甚矣。”（《全宋文·新历叙》）。因此他主张改革历法，“数微多差……宜当随时迁革”。元朝时，西域“回历”输入中国，其法较中国为密。明太祖时修“大统历”，即多参用“回历”。及明末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因钦天监据“回历”推算日食有误，明廷乃下诏，命李之藻参与历事。李遂推荐在华耶稣会士并奏上西洋历法。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设西局修历，由徐光启负责主理，龙华民、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参加，译纂历书，制造仪器，邓玉函、汤若望二人皆任钦天监监正。自此以后，钦天监修历成为耶稣会士在华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此项工作，传教士得以与中国高级官吏乃至君主交接往来，以方便其传教事业。由于修改历法的需要，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如数学、几何、物理及测量、仪器制造等应用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辛亥革命以后，遂改西历（格里高里历）纪年。

第三，地图测绘。中国古代地理学发源甚早，《禹贡》《山海经》《水经注》《寰宇记》及历代史志中的《地理志》等均是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因此山川舆图，亦古已有之。西晋初年，地理学家裴秀曾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其序说：“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唯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证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晋书·裴秀传》）。由此可知，中国虽历代皆有图志，但或者失传，或者失真，所存者，皆类形象图画，极不精审。虽历经几千年，但改进不多。因此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是模糊含混的大致轮廓。直到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利玛窦至北京献《万国舆图》，中国才了解五大洲及世界各国的准确地理位置。此后耶稣会士艾儒略著《职方外纪》，西方地理始传入中国。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乃命测绘全国地图。由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杜美德等前后三十余人，分别绘制华北、东北、东南、西南等地各省地图。历经十余年时间，最后由白晋汇成总图，康熙命名为《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张用西洋三角纲法绘制的全国地图，它成为中国以后各种地图的母本。

第四，西医西药。明清之际，随着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生物学、心理学及医药、解剖等知识亦传入中国。邓玉函著《人身概说》，即西洋人体解剖学传入中国之始；熊三拔著《药露说》，介绍了西洋制药的各种方法。此外如西方从中国学得的免疫法、种痘法等，经欧洲人的改进，也于明清之际传回中国。再如麻醉剂、灭菌药、X光透视、外科手术等均传入中国。中国医学自先秦以来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其理论基础一直徘徊在古老的阴阳观念和五行克生的框架中，几千年来未曾有较大的更改和发展。因理论上没有突破，在医疗实践中，往往因循旧说。再加之中医的综合性、整体性较强，对病理的把握全靠累世临床经验的积累，很难在短期内以明畅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中医的这一特性，往往使医药医术以家传秘方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不易普及和提高。几千年来固然有许多名医出现，但冒牌的庸医和骗子也不少。尤其垄断秘方、拘囿祖法、泥古不变的结果，使中医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西方医学的传入，使中医在比较之下不断吸收西医的优点，开始剔除糟粕，走上近代化道路。(www.xing528.com)

除上述器用文化外，西方的建筑、绘画、音乐及西洋乐器等艺术文化亦于此时传入中国。西方文化的输入，引起国人的戒虑，于是反对之声四起。他们视西洋器物为雕虫小技，有损于“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是“暗伤王化”等等。如《圣朝破邪集》中，收集了当时大量的反西化言论，其中有一位李士粲说：

（利玛窦）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技艺，原在吾儒复载之。上古结绳而治、不曰缺文，中古礼乐代兴，不无因革，诚以治教之大源在人心，而不在此焉故也。是诸子百家，虽间有及于性命，尚以立论不醇，学术偏杂，不能入吾夫子门墙。而况外夷小技，窃淆正言，欲举吾儒性命之权，倒首而听其转向，斯不亦妖孽治乱之极，而圣天子斧钺之所必加乎？（《圣朝破邪集》）

对于利玛窦等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则更引起国人的不满，因为在图中的中国既非最大，又非居天下之中央，完全违背传统观念，故举而辟之曰：

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及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鸣銮（中国之北），交趾（中国之南），所见相远，以至于此，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此其诞妄，又甚于衍（邹衍）矣。（《圣朝破邪集》卷三）

西洋的天文、历算也被认为是旁门小道，远不及中国精微，如阮元说：

天文、算术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云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只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畴人传·利玛窦传论》）。

夫第假象以明算理，亦何所不可。然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背道，不可为训，古未有若是其甚者也。自是而后，必更有于此数端而外，呈其私知，创为悠谬之论者，吾不知伊于胡底也。（《畴人传·蒋友仁传论》）

明清之际，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都已传入中国。但阮元引经据典，认为西方天文学中的日心地动之说，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的“悠谬之论”。因此认为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相信西洋的天文学，乃是“离经背道”，“不可为训”。这足以说明，当时士大夫中的保守分子对西方近代科学几乎毫无认识。不仅对科学如此无知，就是对西洋伦理、政治也抱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态度。如《圣朝破邪集》卷四载许大受《圣朝佐辟》说：

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虽是总属人伦，而主教、主恩、主别、主序、主信，其间各有取义，非可以夷天等地，推亲作疏，阳反从阴，手顾奉足，背公以植党，去野而于宗也。夷辈乃曰，彼国之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又曰：彼国至今传贤而不传子。审从其说，幸则为楚人之并耕，不幸则为子哙，子之人覆辙，忍言乎，不忍言乎！

可见，当时的保守分子对西方近代的政治、伦理也毫无认识，而完全是从卫道的立场，维护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并非一概排斥，只有当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表现出非礼或挑战姿态时，本能的排拒便成为主流。也就是说，当外来文化触及中国的观念形态或礼义道德时，中国的第一反应便是保持传统，至于科学、器用则宁可放弃。这种脱胎于夷夏之辨的本末观念或体用观念，在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以后的排拒西学与耶教的过程中，便完全显现出来了。

利玛窦死后，教会内部因在华传教方针和如何对待教徒祭祀祖先、礼拜圣人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即所谓的“礼仪之争”。其中一方认为，中国儒家思想与耶教“上帝”观念有矛盾，尤其指斥中国人的“祭祖”“祀孔”是违背耶教的一神论精神。因此排斥中国尊孔的固有传统，并对中国文化作恶意批评。另一方则继承利玛窦的方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尊敬态度。这一争论，初期只限于在华教士，后来纷纷致函欧洲，遂引起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热潮（见第五章第三部分）。两派的争论相持几十年，最后由罗马教廷裁决，耶稣会失败。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教皇遣使携密旨来华，禁革耶稣会传教方式，并与清圣祖讨论传教事宜，意见不合。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使者公布教皇密令，并对圣祖神学意见有所指斥。圣祖大怒，囚使者于澳门。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罗马教廷发表教宗训谕，更激起清廷不满。康熙皇帝连颁谕旨斥责。其中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谕旨中说：“览此告示，只可说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言说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比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自此以后，清代历朝皆严厉禁教。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闽浙总督满宝奏请禁绝天主教，同时严禁辖区内建立天主堂。其在奏疏中说：“西洋人杂处内地，在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请，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其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四月八日亦上谕说：“中国有中国人之教，西洋有西洋人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自雍正以后，禁教日严。如嘉庆时的一次上谕说：“……嗣后着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谕知在京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人往来交结；仍着提督衙门，五城，顺天府，将坊肆私刻书籍，一体查销，但不得任听胥役藉端滋扰。”

总之，由康熙晚年的禁教，发展为雍正以后的闭关锁国，中间经历了雍、乾、嘉、道一百多年的时间，西学的早期输入则完全终止。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西方文化及其宗教才重新向中国传播。

综观中国对西学早期输入的反应，我们仍可看到中国本位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烈抵拒。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西方直接接触和相互认识的时期。因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特別是对儒家思想采取比附迎合的方针和灵活变通的态度，使开明士大夫亦愿意接近西方文明，对西方的科技知识抱有兴趣，并产生一种粗浅的认识。但当教会反目，变慕华为蔑华时，便采行闭关政策，严厉执行夷夏之防。这种态度妨碍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西方，是由初期的倾慕，进一步将中国理想化，随后认识加深，洞瞩中国的政治腐败、思想保守、文化偏固，遂产生欺凌之心；在中国，则由容忍、被动地加以受纳，粗浅认识西方科技，进而转变为完全排拒，乃至于对西方整体毫无认识，盲目自豪于本身的文化，以为闭关则足以自保，不求创新与发展。在这比较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与西方迅速地拉大了距离。中国的国势由盛而衰，有如一潭死水，没有流动的势能；西方却像决口的江河，奔腾直泻，贪婪地要吞噬整个世界，古老的中国面临着行将到来的狂风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