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争对中国文化的立场-《中国文化通义》书评

作为外来文化一部分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中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至隋唐蔚为大观。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说过，由于中国文化具有非宗教性的特点和浓厚的人文主义传统，因此出世的宗教思想自古就不发达。东汉以后所形成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它发展的初期，本身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其方术又时有所穷。因此，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无论中国固有的鬼神崇拜还是后来兴起的道教，在精神信仰上和在理论思辨上，显然都不如佛教丰富。再加上东汉以后，中国社会日趋混乱，人民生活痛苦，灾难丛生。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逐渐失去平衡，进而追求宗教以填补空缺。因此，从宗教意义上说，由于佛教含义丰富，教义精微，其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神学理论首尾相贯，正能起到儒家、道家以至道教所起不到的作用。从文化意义上说，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而达鼎盛，其中译经的风气，前后持续长达六百余年。外来文化凭借着这些翻译的佛经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的语言、生活风俗，无不因之而发生巨大变化。单就译经而创造的新字和成语就达数万之多；唐代以后的诗歌、散文、小说也多受佛教语言及思想的影响。至于宋明理学则是儒学与禅学的结晶。可以说，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贡献。

但中国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受容却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从两晋南北朝起，一直到唐末宋初，其间贯穿着无数的论争。受容者无不论其是；而排拒者莫不论其非。是非莫衷一是，争论了将近一千年。本部分内容所述“儒佛之争”无意再论是非。仅就所引证的史料，试图探究当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时，所必然发生的受容与排拒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儒佛之争从广义上说，就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论争。因为佛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在此之前以及与此同时，虽然也不断地有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但一般都只限于通过商人或旅行家所带进的物质形态的文化，这些物质形态的文化乃至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文化对中国社会并未造成冲击，它们传入中国后，很快淹没在具有强大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其影响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趋平淡。唯有佛教不然，它在中国民间和上层社会的影响历久不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均造成巨大影响，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应。回应的方式尽管多种多样，但最终不离受容与排拒两种态度。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受容是不言自明的，而对佛教的排拒，却很少有人做深入的研究。

儒佛之争，起于东汉末的牟子《理惑论》，炽于东晋南北朝，至唐代韩愈遂达高峰。

牟子在《理惑论》中以问答的方式，阐述儒、道、佛的异同。从其设问者所提出的问题，即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思想的看法。如。

1.问曰：“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

2.问曰：“佛道至尊至大，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经之中不见其辞。子既耽诗书，悦礼乐，奚为复好佛道，喜异术！岂能逾经传、美圣业哉！”

3.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

4.问曰：“夫福莫逾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www.xing528.com)

5.问曰：“黄帝垂衣裳，制服饰；箕子陈洪范，貌为五事首；孔子作孝经，服为三德始。……今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威仪无盘旋之容止，何其违貌服之制，乖缙绅之饰也？”

6.问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之所纪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喆之语也。夫履道者，当虚无淡泊，归志质朴，何为乃道生死以乱志，说鬼神之余事乎？”

7.问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

以上所引七条材料，只是《理惑论》中设问者站在儒家立场向佛教提出的一部分问难。其他还有许多从道家立场提出的问题。牟融站在佛教立场对这些问题都一一做了回答。可以说，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道家第一次从理论上和现实生活上对佛教所做出的回应。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儒家反对佛教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上是以孔孟的思想言论为标准，从尧舜周孔的礼乐孝悌之教和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出发，最后归结为夷夏之辨。《理惑论》中所揭示的儒（包括道家）佛异同，为后世的儒佛之争创立了基本的思想模式。

儒佛之争，至东西两晋时开始公开化，尤其在南北朝时更趋激烈。

站在儒家立场排佛的著名人物有孙盛、戴逵、何承天、周朗、郭祖深、荀济等。站在道家或道教的立场排佛的有王浮、顾欢、张融等。同时在北朝也出现一批反佛人物，如高道让、张善惠、杨衍、樊逊、邢邵等。他们先后掀起几次辩论高潮。如东晋戴逵著《释疑论》与慧远、周道祖等辩论福祸报应等问题；接着便是晋宋间孙盛与罗含就《更生论》展开的辩论；继之则有南朝刘宋时期何承天、慧琳与宗炳、颜延之、刘少府等人就《白黑论》展开辩论；后又有刘宋周朗、梁朝郭祖深和荀济的上疏排佛；以及刘孝标著《辨命论》、朱世卿著《法性自然论》反对佛教的报应说。在道教方面，有刘宋时期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张融著《三破论》等排斥佛教。佛教方面则著《笑道论》《二教论》等予以反驳。

上述这些人物的排佛，虽然观点不尽相同，有的援引儒家，有的援引道家或道教，但其共同点都是站在夷夏之辨的立场上，从经济、政治、种族、风俗、礼仪、服装、地域、思想、学术等方面进行辩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