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及影响：《中国文化通义》

中俄两国的交往始于何时，中国古代文献语焉不详，似乎晚于上述地区。但地下文物和考古发掘证明，中俄两国的交往关系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1940—1941年，在克托斯诺雅尔斯克边区的叶尼塞河中游，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中国庭院遗址；后来又在里海的西北沿海地区、高加索和撒马尔罕等地发现了我国汉代的弓箭和铜镜。

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该书已有八百年历史）中曾几次提到一个叫作“XИHOBЬI”的国家或民族。苏联科学院士利哈乔夫认为，这个词或者是对东方诸民族及游牧民族的统称，或者是对我们所不知的某一东方民族的称呼。苏联作家契维利欣认为，因为在许多语言中对中国的称呼都近似于“XИHOBЬI”一词，所以这个词指的很可能就是中国（参见《记忆·长篇小说短评》）。

从伊凡雷帝时代起，俄国人就开始寻找往中国的路径。17世纪时，俄国的第一批使者佩特林、拜科夫、斯帕法里等人来到北京。他们回国后都写报告，介绍了对中国的印象。

彼得大帝也致力于同中国建立稳固的关系。十八世纪初，他发动组织了第一个俄国东正教使团，并派往中国。这一使团的到来，成了中国文化向俄国传播的起点。

第一个俄国东正教使团于1711年来到北京，使团的多数成员都学习了汉、满、藏、蒙四种语言。他们把中国的书籍翻译成俄语，回国后都担任了这四种语言的教师。把用汉、满两种文学写成的中国历史书籍大量译成俄语的是罗索欣和列昂捷夫。列昂捷夫的译本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广为流传。他翻译了儒家“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以及《易经》的一部分。他还向俄国读者介绍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的制作方法，并把中国的象棋介绍到俄国。

随俄国东正教使团来华的还有医生。1715年，彼得大帝应清政府的要求派来了一名彼得堡医院的英国籍外科医生托马斯·哈文，并给康熙皇帝检查了身体，后于1717年回国。1719年，又有一名英籍医生约翰·贝尔随使团来到北京。由于这些医生的到来，中国的医学传入俄国。1758年，《享乐短文与评述》杂志九月号刊登了题为《论中国人种痘》一文。其文说：“种痘在中国应用已久，看来这个民族的各门科学都抢在我们的前面。”实际上，这种免疫学技术，早在十一世纪时中国就开始应用了，直到十八世纪末才传到欧洲。除免疫学技术外，他们还对中医史、中医原理、中医诊断、中药、外科麻醉技术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介绍。他们认为：“在中医中，可以看到一些重大原理的惊人的融合，后来欧洲一些引以为自豪的发现，几个世纪前在中国已为人所知。”（《俄国医生协会文集》，1852年）“非常重要的是，尽管在理论上和欧洲医学不同，但我可以大胆地说：中国医生能够做到的，欧洲医生并不都能做到，如果不总是这样的活，也常常是这样的。”（塔塔里诺夫：《中国医学和中国医生》，1851年）

中国的庭院建筑及园林艺术也同样传入俄国。十八世纪中期在彼得堡附近的奥兰宁包姆建立了专供贵族享用的中国宫殿，稍晚，又在沙皇村修建了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剧院、凉亭、阁楼等。

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俄国杰出的汉学家、俄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毕丘林。毕丘林于1807年率领俄国东正教使团来到中国，1822年回俄。他在中国生活了近十五年。在华期间，他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精通汉语之后，把中国大量的文化、历史、地理和哲学等方面的著作译成俄语。他写了一百多部研究中国的专著。如《社会状态和道德状态中的中国》《对中华帝国的统计描述》《汉语语音学》等，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他撰写的《汉语法》（1835年出版）是俄国第一部详尽研究中国语言的学术著作，对俄国人学习汉语起了重大作用。毕丘林在向俄国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哲学和文化的同时，还批驳了风行西欧的所谓“中国文明来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理论，以及所谓中国人“野蛮”“无知”“不如基督教民族”等形形色色的种族偏见和“欧洲中心”论。他的这些活动和著作对当时俄国文化界产生很大影响。

其中，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就是受毕丘林影响的一位文学家。普希金从小就听母亲讲中国的事情，加上当时俄国贵族都以拥有中国的家具、茶具、花瓶、古画为荣，这使他对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的私人藏书中可以见到许多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方面的书籍。据我国俄苏文学专家戈宝权先生的研究发现，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的手稿中曾有这样的诗句：

中国的圣人

孔夫子

教育我们莫虚度青春。

普希金与毕丘林很熟悉，他们经常在奥多耶夫斯基的沙龙里会面。毕丘林曾把自己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译著和专著给普希金看。他给普希金讲述的中国故事也使普希金向往，以至于普希金打算前往中国，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会增加他作诗的灵感。1830年1月，普希金向沙皇政府提交了前往中国的申请，但没有获准。尽管如此，他后来并没有对中国失去兴趣，而是大量阅读有关中国方面的书刊、档案以及俄中关系方面的材料。

毕丘林大量的专著和译著拓宽了俄国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视野，促进了当时俄国文学中“中国题材”的出现。如俄国作家奥多耶夫斯基的长篇幻想小说《公元4338年》（幻想在四十四世纪时俄国和中国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是在毕丘林著作的影响下写成的。

毕丘林为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有理想化的倾向。别林斯基看到这一点后，在全面肯定毕丘林所作贡献的前提下，指出他的著作一般都缺乏对事实进行分析的态度，因而有时把中国某些方面的现实过于理想化了。

别林斯基也高度评价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占的地位。他在对洛林茨《通史入门》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批评了作者把中国和印度排除于世界历史之外的企图，强调了中国和印度在社会关系和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说“中国和印度是历史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现象”（《别林斯基全集》）。

另一位俄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中国也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伟大思想家、并做出了伟大的技术发现的民族”。他批驳了殖民主义者所采取的种族主义观点，并不同意所谓“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观念是停止不前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只反映了“中国的不真实的特点”，而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历史有着同任何一个民族在这种环境下的历史所具有的相同的特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俄国戏剧家格里鲍耶多夫在其名著《聪明误》（又译作《智慧的痛苦》，1833年出版）中为批驳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对外国人顶礼膜拜的现象，借喜剧主人公恰茨基的口说道：

啊！如果我们生出来就该学会一切，

那么最好是多向中国人学习，

圣贤的中国人从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

果戈理、杜勃罗留波夫、冈察洛夫、谢甫琴柯等人，对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中国都表示过深切的同情。尤其是托尔斯泰，当时清政府在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压力和威胁时，曾向俄国邀请军事专家来培训自己的军队。年轻的托尔斯泰此时正在塞瓦斯托波尔防线服役。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炮兵军官，他也收到了邀请信，虽然最后没有去成，但他同情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行径感到愤怒，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短篇小说《琉森》中。

托尔斯泰热爱中国。他努力地通过本国和西欧的文献去了解中国，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也很感兴趣。据他同时代的人说，他曾学过汉语。他承认，中国的哲学家孔子和孟子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老子。他对译成俄、英、德、法四种语言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专题论文。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引用过这些思想家的话，还出版过他们的名言佳句集。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民间创作也很感兴趣。他在创作之初就用过中国的传说、民谣及谚语。直到晚年，他还不断向俄国读者介绍中国的古诗和民间文学。

元素周期表的创造者、伟大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对中国的兴趣也很浓厚。他对古代和近代中国的研究先后达五十年之久。1854年，当时还是俄国师范总学院学生的门捷列夫就以“中国的学校教育”为题讲过实习课。1856年，他正式申请到设在北京的俄国磁测气象站工作，后因准备硕士论文答辩而未能成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在自己的园子里，将中国的苜蓿和小麦成功地试种为俄国北方地区的田间农作物。他在《对俄国认识的补充》中说：“中国将迅速发展，可以相信，中国将在它自己新的教育方向所取得的成果上打上特别的、新颖的、明智的和太平的烙印。”（《门捷列夫文集》）当他读完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的著作《东方的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后，对其中的儒教最感兴趣。他在书的边白上写道：“就我们听见到的儒家的学说，无非只是社会政治学而已。当看到关于《论语》的介绍之后，真为孔子的某些观点的深度和活力而惊叹。”（叶基莫夫：《门捷列夫论中国》，1958年）(www.xing528.com)

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以瓦西里耶夫和卡法罗夫为代表的俄国十九世纪的汉学家们。瓦西里耶夫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时，还编写了汉语和中国文学教科书。他在《中国的发现》一书中说：“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已具备一切条件表达到智力、工业以及政治进步的最高点。”他还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保守、教条的成分，尤其是儒家思想具有盲目尊崇古代圣贤的传统，这种崇古思想包含着不少守旧的意识，“当研究的对象成为崇拜和盲从的对象时，最优秀的东西也会变成有害的东西”（《亚洲的现状·中国的进步》）。

另一位汉学家卡法罗夫就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方面写过很多著作。尤其是在去世后，由波波夫整理，于1888年出版的两卷本科学院《汉俄词典》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本词典对俄苏几代汉学家都提供了重要帮助。同时这本具有百科性质的词典对研究古代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

以上简要地勾画了中俄之间的联系及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情况。中俄两国是毗邻国家，自十八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都怀着贪婪的企图和领土野心，造成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的许多阴影。由于这种国际政治上的矛盾斗争，俄国及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战略目的。这一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的专门探讨。

中国文化所以能够在世界广泛传播，重要之点在于受容国的态度。中国并没有派出自己的“传教士”，他的文化总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雍容稳缓地发展与承传。中国的智慧早在欧洲的希腊时代以前，就已发展出一套生态的宇宙观，把自然与人类、宗教与国家、道德与政治、人群与社会以及过去、现在、将来的一切东西统摄起来。无论是经济、政治、伦理、文化，都是一个自给自足、安于本位的有机系统。而西方文化，是“游荡式”的，它具有“浮士德的心灵”，永不满足地追求天下的东西，因此，“在它的疆界之内一直不安于位，惶惶然地向四面八方派出侦探，看看能猎取什么回来”（李约瑟语）。这种文化心理，决定了对外来文化的新奇感，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即是以这种态度进行的。至于中国文化在亚洲国家的传播，除了当时中国文化具有优势外，主要与地理、种族、政治等各种因素有关。在以往的文化交往中，中国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从别的民族文化中吸取了不少东西。

【注释】

[1]加藤繁：《中国史学对于日本史学的影响》，载梁容若：《中国文化东渐研究》，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版。

[2]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二卷二期。

[3]转引自宋越伦：《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台湾正中书局1983年版。

[4]同上。

[5]青木正儿：《中国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载梁容若：《中国文化东渐研究》，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版。

[6]参见齐思和：《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载《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

[7]参见陈炎：《南海“丝绸之路”初探》，载季羡林主编：《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德克·卜德：《中国物品西传考》，孙西译，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9]原见蒲林尼（公元23—79）：《自然史》，转引自齐思和：《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载《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德克·卜德：《中国物品西传考》，孙西译，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威尔斯：《历史大纲》第三十四章，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

[12]德克·卜德：《中国物品西传考》，孙西译，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3]德克·卜德：《中国物品西传考》，孙西译，载《中国文化研究集》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4]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附录，台湾水牛出版社1983年版。

[15]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岳麓书社1987年版。

[16]洪汉鼎：《伏尔泰论中国宗教》，陈小同译，载《中国哲学》第十一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8—501页。

[17]转引自朱谦之：《宋儒理学传入欧洲之影响》，原载《更生评论》1937年一卷二期，后收入《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浙江出版社1985年版。

[18]转引自来谦之：《宋儒理学传入欧洲之影响》，原载《更生评论》1937年一卷二期，后收入《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浙江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