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思想的西传及影响｜《中国文化通义》成果报告

文化作为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总和，包含着十分宽泛的内容。从衣、食、住、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到文学艺术、民俗风情、科学教育、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乃至宗教信仰、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等等莫不属于文化范畴。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在内的学术思想往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的集中表现，在文化系统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文化的移动和传播以及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他民族或国家发生影响，常常是物质文化在先而精神文化在后。思想的传播和接受，比器物、科学、艺术的流传和吸收要曲折得多，困难得多。生活器物与美术工艺品都不难由商人、水手、旅行家、外交人员为之传播，而思想学术的传播却非这些人所能为。它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并通过语言的转换，而了解与语言转换则需要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来完成。

中国学术思想的西传，首先是靠传教士的努力。初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如利玛窦，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在南昌刊行《天主实义》，其中很多地方已能引证《周易》《诗经》《尚书》《礼记》《中庸》等儒家典籍。可见他对中国学术，特别是儒家思想有较深的了解。其他如白晋、孙璋、艾儒略等许多初期来华的传教士，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都注意研究中国的古代经籍。

这种研究的风气推动了译书工作。从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一百余年间，中国主要的学术著作，尤其儒家的重要典籍基本上都有译本，并传入欧洲。如1593年，利玛窦以拉丁文译《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寄回意大利；1626年金尼阁以拉丁文译《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等。总之，儒家的重要经典多以拉丁文和法文翻译成多种版本流传欧洲，并同时出现具有学术性、研究性的专门著作和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如汤尚贤的《易经注》、马若瑟的《书经以前之时代及中国神话》《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略论》《经传议论》，钱德明著有法文的《孔子传》及《孔门弟子传略》等。其中马若瑟的《经传议论》曾进呈康熙皇帝御览，并自称他对于中国的“十三经、二十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通读不辍，已十余年矣”^[15]。据一些中国学者统计，十七、十八世纪在华研究中国主要典籍的欧洲学者和传教士中，在中国侨居达二十年以上的有六人，有的甚达四十年之久。他们对中国学术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和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的目的及愿望相反，儒家经典不但没有帮助他们把基督教思想灌注到中国文化的灵魂深处，反而却成为欧洲哲学家向教会宣战的武器。十八世纪是欧洲的“启蒙运动”兴起的时代，它在思想上的最大特点是主张“理性”，尊重“自由”，并由此产生了反对宗教神学的浪潮。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又恰恰具有丰富的道德理性和浓厚的人文精神，因此非常符合启蒙思想家们反对宗教神学的意识。从哲学上说，宋明理学所强调的“太极”“理”等观念对一些欧洲启蒙思想家来说，简直是纯粹的“唯物论”“无神论”“自然神论”和“革命的哲学”等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启蒙思想家轻易地从传教士手中得到经过翻译的中国哲学作品，作为他们向教会斗争的武器。

十八世纪欧洲重要的思想家，几乎都接触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家。

在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德国人，但一生寄居巴黎）、爱尔维修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伏尔泰所受影响最大。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权威学者，他无条件地赞美中国文化，尤其崇拜孔子。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道德观与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道德一样，严肃、纯正，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他以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性做根据来攻击宗教的非理性狂热。他在自己的政治历史著作《风俗论》中说：“欧洲的王室和商人，只知在东方寻求财富，但哲学家却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这里的“物质世界”，显然指“不谈奇迹，不涉玄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反对把唯物论与无神论纠缠在一起，“在我们西方，人们总是随心所欲地把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责之为无神论者，这种责难也同样被用来攻击过中国人”，“在中国确实有很多读书人是相信唯物论的，但他们的道德观却没有违背儒教。他们认为道德对人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就其本身来讲，也是很可爱的。因为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并非一定要信仰什么宗教不可”。伏尔泰还认为，“中国人有两个长处本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这就是他们不仅批判了异教徒的糊涂观念，也批判了我们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因为中国的儒教的教义从来就没有被那些无稽的寓言所亵渎、被激烈的争吵和残酷的内战所玷污过”。^[16]尽管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许多模糊之处，尤其常以启蒙运动者的眼光改铸中国哲学，但对中国文化的理性化与泛道德化特点，还是看得比较准确的。这也正是他喜欢中国文化的原因所在。因此他大声疾呼，欧洲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应该惭愧，尤其应该效仿”。

以狄德罗、霍尔巴赫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在哲学上比伏尔泰还要激进。他们把中国哲学几乎完全当作无神论和唯物论来读。由于他们完全否认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因此把中国哲学作为典范，认为孔子不谈奇迹，不谈启示，是纯粹的伦理道德哲学和政治学，孔子的根本观念就是“道德理性”，是与宗教对立的。狄德罗在《百科全书字典》中，承认中国民族具有许多欧洲人所不及的优点。霍尔巴赫也是如此，他所以接近并称赞中国哲学，即因中国哲学具有非宗教的特质。1773年他著《社会的体系》一书，极力主张政治与道德的统一关系，赞美中国是最好政治的典范。他在该书第二卷中得出一个结论：“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www.xing528.com)

除上述几位思想家之外，还有一个受中国文化思想影响较深的人物，是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魁奈。他同狄德罗、霍尔巴赫以及爱尔维修、伏尔泰等人从中国思想中吸取无神论、唯物论和道德哲学不同，他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取法中国的。重农学派本以“自然律”“自然秩序”为其学说的基础，以自然法代替上帝的功能。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中的“天理”“天命”“天道”以及道家主张的自然主义，恰恰是他们提倡的自然律。再考察中国的经济原理，也与他们的重农主张相一致。而且中国的重农思想源远流长，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清代。同时由于传教士、旅行家们所介绍的中国康熙年间的安定局面，与当时动荡的欧洲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以为这完全是由于中国推行重农政策的结果。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国化”运动，把中国作为他们思想中的标本。魁奈的经济学说以及亚当·斯密所著《原富》一书，都用了很多中国材料。1767年魁奈著《中国的专制》一文，盛称中国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因为中国文化制度一切以“自然律”为依据，就连皇帝也要受“天理”支配，遵守“自然律”之大法。

魁奈一生热爱中国文化，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是以“自然律”为基础而达到高度的道德理性化的国家。由于他特别尊崇孔子，而且以孔子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因此有“欧洲孔子”之称。

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下，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把儒家学说当作无神论来接受；而儒家学说对德国的影响却与法国稍有不同。恩格斯曾说过，德国是世界上最爱好哲学的国家。从一般市民到高级知识分子都喜欢读哲学，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吸收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十八世纪初期的德国哲学，是莱布尼兹的“单子”说的时代，因此德国人往往用“单子”说理解中国哲学。也正是出于这种理解，莱布尼兹对孔子和儒家哲学表示了特别的关注。按欧洲哲学史家的看法，莱氏研究孔子始于1676年。据他自己说，在1687年已读过《孔子传》，并发现中国哲学所讲的“理”“太极”等范畴，实际上就是基督教所讲的“神”。它们的不同之处只是“启示”与“自然”的区别。莱氏以为，中国哲学以“理”或“自然”为神，这正与他自己所主张的“理神论”或“自然神论”相一致。后来他所发表的代表作《单子论》，无疑是受了他所理解的中国“自然神论”的影响。因此起而为儒家和理学辩护。他匿名发表了一部《新中国》，在该书的绪论中主张沟通中西文化，以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比欧洲发达。1703年4月，他从耶稣会士白晋处得到邵康节的六十四卦方位图及六十四卦卦序图。他发现早在三千余年前中国发明的阴阳二爻的排列组合与他在1678年所发明的“二进位”制完全相合。他十分惊叹中国人的智慧。现在德国汉诺威图书馆还保存着他与白晋讨论《易经》的几封信和上述六十四卦的中国木板图，并附有他亲自加上的号数及说明。这些均可说明他受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

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的偏好及他对宋代理学的诠释立场，对德国哲学家影响很大。其中以沃尔弗为代表足可证明这一事实。沃尔弗是莱布尼兹的学生，他曾受莱氏的推荐任哈雷大学的教授，并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言人而闻名当世。由于受他老师的影响，他大力提倡中国思想，并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用德语介绍给大学和知识界。在他任哈雷大学教授期间，曾以“中国的实践哲学”为题在课堂上讲演，极力赞美儒家，并对基督教有微词，因此受到神学教授们的反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他被迫离开哈雷大学。1741年腓特烈二世又把沃尔弗请回哈雷大学并任校长，他的哲学思想遂被普鲁士各大学所采用。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于把英、法启蒙时期以及莱布尼兹和笛卡儿的合理思想应用于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所提倡的理性论哲学无疑也是受到儒家实践理性的影响。他的这种理性论实在是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的理论来源之一。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沃尔弗的再传弟子）以神为道德的存在，费希特以神为普遍的自我，谢林以神为自然与理性的合一，黑格尔则以神为构成世界的统一的绝对观念。“这种以‘哲学的宗教’代替正宗的宗教，均不能不说是受中国哲学的影响。”^[17]这种说法，虽然有夸张之嫌，但就其德国古典哲学的大背景来看，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海涅在其《德国宗教及哲学的历史》中即多少透露了此中消息。他说：“当革命的波涛在巴黎，在这个人类的大洋中汹涌沸腾的时候，那时莱因河那边的德国人的心脏也吼动了。……但他们太孤立着，他们站在中国制造的佛像之下，这佛像对着全无感觉的瓷器、茶器、咖啡壶和任何的东西，都像无所不知似地点着头。”^[18]海涅用形象的语言暗示了中国文化可能对当时孤立的德国哲学的理解，海涅的话绝不是偶然的。

德国古典哲学到黑格尔达到高峰。尽管黑格尔读过《通鉴纲目》《论语》《老子》《玉娇梨》并收集了中国文献的各种译本，但他对中国哲学却极其蔑视，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可见，中国哲学在欧洲的影响，到了黑格尔时期便宣告结束了。这不仅因黑格尔的思维方式纯是西方式的，也因为欧洲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完全踏上了近代的历程，中国古代哲学及其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后，便被西方人逐渐遗忘并从此受到更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