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中国文化与华人移民的重要基地

位于马来半岛的马来西亚是中国较早与之海上交通的国家。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之间有一条狭长的马六甲海峡，它是通往印度洋及西方的海上捷径，也是古代来往于中印两大佛教国海上交通的枢纽和佛教南传的中心。因此，它成为古代传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通要道。从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到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船队曾先后五次到达马六甲（古称“满剌加”），是我国航海到东南亚的基地和航行至南亚、西亚、东非的中转站；也是传布中国丝绸、瓷器、布帛等物质文化的集散地。据《明史·满剌加》载，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在马六甲邀请当地国王、王妃、友好使团的人员达五百四十余人，回赠的各种丝绸礼品竟达一千三百多匹。

物质文化的传布往往是精神文化传布的先导。丝绸绒锦等礼品的馈赠导致外国从中国引进桑树，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用蚕丝织绸即是从中国学来的，至今在马来语和印尼语中还可见到大量有关丝绸的汉字借语，如“Jose”（缫丝、丝绸、绸缎）；“Kimka”（锦缎）；“Kimkha”（锦花缎）；“Kuntuan”（贡缎）；“Lokcuan”（罗绢）等，^[7]中国商人带来的瓷器、铜器、丝织品、棉织品等无疑给东南亚地区的工艺莫大的刺激。铜锣和铜鼓在马来人的文化中占有主要地位。他们的舞蹈、祭祀、葬仪等都离不开这种神圣乐器。据一些学者考证，马来人自制铜锣和铜鼓仅有二百年历史，其来源乃与中国的古铜器有关，盖由中国经中南半岛而传至马来半岛的。

此外，如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斯里兰卡、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在历史上都比较早地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中国文化也不同程度地传播到这些地方，如中国的十二生肖、燃放“孔明灯”、用灯花占卜等习俗，至今仍在缅甸流传；今日菲律宾的食物和用具有许多名称仍和厦门话一样的发音；现在印尼语中还可见到大量有关丝绸的汉语借音；文莱土人中有称为杜生人者，所穿的衣服、所戴的金属装饰品都与中国相似，他们栽种稻谷的方法也完全是中国的方法。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很晚的国家，现在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但其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几乎与中国一致。他们在中学生中推行儒家伦理的教育，目前已取得一定的成效。(www.xing528.com)

总之，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是与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航海事业日趋发展，自唐至明遂蔚为高潮。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今加里曼丹至非洲之间的海洋，中国古代称之为“西洋”），都是以东南亚地区为中轴，先后达二十八年之久，经历了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和伊斯兰圣地麦加。其中，东南亚地区是他们往返的必经之地，所到之处，双方进行了大量的物质文化的交换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深受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欢迎。至今在一些地区和国家里，仍保留着纪念郑和的历史遗迹。如印尼良港三宝垄，是爪哇的政治文化中心，据说，郑和下西洋时曾在此停泊，附近有三宝洞等遗迹，当地人民为纪念他，命名该港为三宝垄。

郑和七次下西洋，更加广阔地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不仅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和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促进了华人的大量流动。在郑和以前，闽粤沿海商人就不断冲破海禁，泛海到东南亚各地贸易；宋朝的南渡，明朝的灭亡，又有一大批华人渡海谋生。这些渡海谋生与留居海外的商人，在当地婚娶繁衍。至郑和下西洋后，海路大通，促使更多的华人向这一地区流动，这是造成今日东南亚华侨人口众多的原因之一。他们对东南亚的开发、经济繁荣和城市建设，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保持、发展、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细胞，也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载体。华侨虽身居海外，有的虽经历了几代的繁衍，但常有一颗“赤子”之心，这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时刻不应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