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古代文明的影响

“朝鲜”一词最早见于《管子·揆度》。它说：“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珉，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这里的“文皮”是指带花纹的虎、豹之皮，是古代朝鲜的名贵特产。可见，早在管子时代，中国人对朝鲜即有了解。战国时代的其他著作如《战国策》《山海经》等书都提到朝鲜。《史记》中亦有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记载。虽然此说目前尚无定论，但可说明早在殷周之际，中国与朝鲜就有了物质与文化交流的可能。秦汉以后，中国的文物制度、学术思想开始传入朝鲜。

在公元一至六世纪，中国的秦汉至隋唐期间，朝鲜半岛上并存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较大的国家。高句丽位于鸭绿江南岸，与中国接壤，最易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百济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南海岸，多经海路与中国南部交通，也接受了当时南朝文化的影响。新罗地处半岛的东南海岸，其与中国交通亦早在隋唐以前。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新罗打败了高句丽和百济，第一次完成了朝鲜半岛上的统一。在此之前，新罗派了许多留学生和政府高级官吏来中国留学和考察。他们回国后，依照中国的政治制度，实行全面改革。因此新罗的文物制度与思想教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的重要典籍如《周易》《尚书》《礼记》《论语》《春秋》《孝经》及《毛诗》《左传》等皆在新罗广为流传，甚至被定为“国学”。

中国文化对朝鲜影响最大的是儒学与佛教。如新罗除了定儒家典籍为“国学”外，在治学方法上也深受中国训诂的影响，注重考究经史。在思想上亦多循儒家的忠、孝观念，以“德”治国。当时有一位圆光法师和一位政治家金庾信留学南朝，回国后大力倡导儒家的忠、孝、信、义、和平的思想，提出“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勿退，慎于杀生”的世俗教化的方针。金庾信后来成为新罗宰相，逐渐把忠、孝、信、义的思想发展为具有朝鲜本民族特色的所谓“新罗精神”。

到朝鲜中世的“高丽”王朝，其文物制度几乎全部参照中国，如官制和兵制均模仿唐制，文教亦然。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乡校，全国施行科举制度。高丽恭愍王时，孔子五十三世孙衍圣公浣，他的第二子昭，以元朝翰林学士的资格，带妻室至朝鲜，居水原，建阙里祠，奉孔子像，开后世朝鲜祀孔风气。高丽忠宣王时，留学生白颐正在元朝治朱子学，回国后亦把朱子之学带回朝鲜，开始了宋明理学在朝鲜的传播。此后，又有儒学的信奉者郑道传倡言排佛，遂使朝鲜的儒士向性理方面探求，从而奠定了李朝的思想基础。(www.xing528.com)

李朝时代是朝鲜近世史中文化昌明的时代，其儒学之风尤盛。特别是程朱理学得到普遍的尊敬，出现了许多著述丰富的大师名儒。如金宗直、金宏弼、赵光祖、金安国、李彦迪、李滉、李珥、徐敬德、金长生等人。其中的李滉，为李朝中宗时弘文馆典翰，博学多识，尤喜朱子之书。明宗五年，他上书监司沈通源，转请朝廷赐颁“绍修书院”的匾额，开创朝鲜书院教育之始。他的著述甚丰，并多为儒学，如《经书订疑》《启蒙传疑》《理学通录》《朱子节要》《退溪集》《自省录》等，多是对程朱理学义理的阐述，对理学在朝鲜的广泛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上对程朱理学亦多有承继，故有李朝“儒宗”之称。

佛教何时传入朝鲜，年代不详。据传在新罗的祗王时代即有沙门佛僧由高句丽至新罗传播佛法。可知高句丽与百济先于新罗而信仰佛教。佛教在朝鲜的际遇同在中国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受容与排拒的反复过程。高丽太祖王建尤好佛法，曾一度定佛教为国教，但对佛教义理很少研究，仅翻刻《大藏经》一部。高丽王朝灭亡后，李朝太祖亦好佛法，佛教曾盛极一时，因寺院林立，耗靡财力，太宗时即加排斥。世宗继位，初信儒学，后改信佛教，致使佛教之风又盛。文宗时再加排斥，严申度僧之禁。中宗曾撤圆觉寺，一时寺刹空虚。明宗时，佛风再起，并设禅科，举办禅科初试，会议讲经，直到提倡佛教的文定王死后，佛教失去朝廷支持，才废止禅科，佛教复衰。

总之，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多呈现中国文化的色彩。无论文物制度、学术思想，还是器用文化、文字风俗等均受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其中包括朝鲜的古代历史，有许多材料要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查找。直到李朝开国以后，才逐渐培植起朝鲜的民族观和建立自己的独立文字。当然中国也从朝鲜学到许多东西，如朝鲜的歌舞早在南北朝时即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