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谊：中国文化的凝聚力

中国文化中的家族本位和有情的宇宙观使中国文化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农业生活的特点，在于定著而安居，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无天灾人祸则很少迁居。对于生于斯而长于斯的人，对自己的乡土人物有无限的眷恋之情。这种乡土情谊深深地灌注到中国文化之中，甚至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乡土情谊深受儒家文化的培植。《论语·乡党》说：“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乡党”，指父兄宗族所居之地。这是说，孔子对于家乡父老常常能诚信笃实，谦卑逊顺。在孔子看来，能受到乡党宗族的赞许信任乃是做“士”的基本条件。因为在同一环境中生活的人，自然有一种宗族或地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熟悉而亲密的。因此一个人的表现很容易在这种关系中自然流露，如果不注意在这种亲密而熟悉的关系中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就不能由近及远、由亲到疏地表现自己的人格。因此孔子十分注意在宗族乡党中培养孝悌的感情，以便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为宗族乡党负道德责任。当子路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的问题时，孔子列了三条，其第二条即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论语·子路》）。可以说，儒家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宗族乡党对他的评价。

儒家的亲亲原则，使人对父母兄弟的孝悌之情推及自己的邻里乡亲。因此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感情上、利益上都必须首先考虑到自己的邻里乡亲，以与之相济相周。据说孔子为鲁司寇时，“原思（名宪，孔子弟子）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他的助手原宪认为给的报酬太多，不肯接受，孔子却认为不当推辞，教他有余则可分与邻里乡党。这即表示儒家鼓励与邻里乡亲相济相周之义。

中国文化中的“乡里”观念，最初具有宗法血缘的意义，因此尊重宗族乡党即是尊重宗法血缘关系。这里体现了儒家由近及远的亲亲原则。随着社会的演变，这种宗法血缘关系逐渐淡化，但长期流行的宗族乡党观念却积淀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之中，由地域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乡党”演变为“乡土”。

《周易·系辞上》说：“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礼记》的作者进一步发挥说：“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礼记·哀公问》）这里，“安土”被提到重要地位。那么，何谓“安土”？为什么要“安土”？

“土”，即土地，以农立国，必重土地。所以孟子把土地当作立国的“三宝”之一。孟子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强调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分田制禄”，“制民之产”，使人民“死涉无出乡”。荀子更是强调“土”的重要，认为“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荀子·致仕》）。可见，“安土”即是“安居”，人若不安居，则离乡远涉，国家失去民众，就会造成“无人则土不守”的局面，国家也就会由此而败亡。因此儒家强调“安土”，其目的在于兴国。要使人们“安土重迁”，除“制民之产”外，最重要的是施行礼乐之教，“迂乡则修长幼之序”，“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悌之行立矣”，否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行礼乐之教，“则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使人产生“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的乡土情怀。这即是儒家的乡土之教。

从宗教的层面来看，中国文化亦有亲土观念。《礼记·郊特牲》说：“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示本也。”古代立社以祭地，盖因地载物而生财。上古穴居，故有中溜之名。“溜”与“社”皆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溜，天子诸侯之国主祭土神于社，这都是“美善其报之以社”，以彰其载物生财之本。由于古代宗教的“尊天而亲地”，故古人相信，“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记·郊特牲》）。“鬼者，归也。”中国古人很明智地把“鬼”作了泛神论的解释，这是由于他们深信，人无论是生是死，皆与“土”有关。他们生时立足于土，死时亦归于土。中国古人施行土葬即是由此。这与有些民族施行水葬、天葬、火葬亦有不同。《礼记·郊特牲》还说：“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社事”，指祭祀社神的活动。“单”尽也。“里”，计量单位，古代以二十五家为里。“丘”“乘”亦是计量单位。古代的井田之制，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乘。这句话是说，在祭祀社神时，一里之人尽出而供给其事；祭社之事而田猎，则国中之人皆行；祭社所需要的“粢盛”亦由丘乘供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报本反始”，即对哺育他们的家乡土地酬之以礼，追之以心，以报答土地所施予他们的哺育之恩。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土地是他们之所从来的“根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其所从来。所以对自己的出生地，一般都称父母之乡，扩而充之，又称自己的祖国为父母之邦。这其中都含有“报本反始”之义。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常把家乡比喻成自己的母亲，由父母扩及“家”，由家扩及“乡”，由乡扩及“邦”，由邦扩及“国”，称“家乡”“家邦”“家国”。一个人无论离家乡多远，其死后都要归葬于家乡。不仅生前深怀乡土之情，就是死后，亦希望自己的躯体复归于乡土。

由以上可知，中国人的亲土观念，不仅与儒家的乡土之教有道德上的联系，同时亦有“报本返始”的宗教上的联系。在宗教信仰上，中国文化与“土”的关系是很深的，不仅崇拜天，而且崇拜地。天地与父母、君王、师长合称“天、地、君、亲、师”，构成中国的多种信仰。而这五大崇拜的对象，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它与人的距离最近，“土地”的亲切、善良、宽容、慈祥，以及它的生物之功、载物之德，使中国人对它产生景仰之情，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崇拜，落实到文化层面，即是中国人的乡土情谊。

中国文化的乡土情谊，在功能上起着巨大的凝聚作用，使中国人对家乡、对祖国、对民族、对文化都具有普遍的亲和感和认同感。尤其当外族入侵或面临亡国之时，这种乡土情谊则表现得更为炽烈。

据《周礼》，“大夫、士去国，逾竟（同境），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鞮履、素簚、乘髦马，不蚤鬋，不祭食，不说人以无罪，妇人不当御……”（《礼记·曲礼下》）这是说，“凡此皆为去父母之邦，捐亲戚，去坟墓，失禄位，亦一家之变故也，故以凶丧之礼自处。”（陈澔：《礼记集说》）西晋灭亡时，“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亭饮宴，周觊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晋书·王导传》）南宋遗臣郑思肖（字所南），宋亡后，隐居昊下，坐必南向，每至节日，则望南而哭；画兰花有根无土，人问其故。则云土被“番人”夺去，以“无土”象征国亡，表达了亡国的痛楚及对故土的怀念。

中国文化的乡土情谊，不只是亡国后人们才对乡土发生特殊的感情，而是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意识。其具体表现有很多方面，如：

第一，宗谱与地方志。最能表现中国乡土文化的是宗谱与地方志的发达。在中国凡是发展较早的地方，都有地方志的修撰。有的县志可追溯到先秦时代，这是在其他民族的文化里所见不到的。除了县志，再就是宗谱。如孔子家谱，至今已传至第七十九代。1977年在台湾地区曾发生一起所谓的“诽韩案”，原告韩思道自称是韩愈的卅九代孙，起诉《潮州文献》上发表的《韩文公、苏东坡给予潮州后人的观感》一文，说此文作者诬陷了韩愈，并以《韩氏宗谱》为据，证明原告是韩愈的后代。最后台北地方法院给被告“罚银圆三百元”的判处，结束了这场官司。我们且不论《韩氏宗谱》是真是假，也不论这场官司多么难于判断，我们只需透过这一现象，窥探其文化背景，就不难发现，这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宗族乡党观念的现代表现。

第二，方言与会馆。中国文化的乡土观念表现在中国语言上，则是方言的发达，方言作为语言的地方变体，是经过世世代代本地区的人长期积累的结果。在民族语言里，尽管方言的作用逐渐缩小，并随着共同语言影响的扩大而趋于消失，但中国的方言却有较强的生命力。尤其在海外华人盛居的地方，方言的存在不但没有受到威胁，而且顽强地巩固着自己的阵地。如闽南语、客家语、粤语等中国方言在东南亚地区华人中仍然盛行。其功能无疑起着维系乡土情谊的巨大作用。他们凭借这种地方性的乡土语言，可以互相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彼此作同乡人的亲切认同。这种以方言互相认同的形式，加以空间的组织化，便出现所谓“会馆”或“同乡会”，古代亦称“公所”。这种具有封建性的地方团体，在外乡、外省甚至国外都起到牢固地维系乡土情谊和同乡利益的作用。一直到近代，许多纯属同乡性的会馆遍及国内外，其宗旨一般是防范异乡人的欺凌，并为同乡的利益服务。

第三，地方戏曲与田园文学。中国文化的乡土情谊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诗人陶渊明，他的田园诗，即充满了乡土气息，这似乎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如他的《归田园居》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陶渊明集》卷二）唐诗中亦有许多歌咏田园的作品，如储光羲的《田家杂兴之八》：“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这两首田园诗即可反映出中国诗及中国文学对乡土的关切和眷恋之情。在中国文学中有许多歌咏家乡风物的优秀作品，反映了作家与劳动者的亲密关系，以及作家对故土的怀念与热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以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句都反映了诗人强烈而浓重的乡土情怀。在中国文化中，反映地方乡土情调的莫过种类繁多与风格各异的地方戏曲之发达。如川剧、越剧、沪剧、湘剧、闽剧、吕剧、藏剧、秦腔、二人转、河北梆子、京韵大鼓等等，几乎每个省都有反映自己地方特色并深受本土人民欢迎的地方戏曲。这种带有乡土气息的文艺，如百花盛开，构成丰富多彩的中国戏曲文化。

第四，乡土谚语与地方性的学术流派。在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具有民间意识的谚语，充分流露着乡土情谊。如“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乡亲遇乡亲，说话也好听”“宁给挑葱卖蒜的，不给出门在外的”“官大一品，不压乡党”等等。乡土情谊重在“乡土”，故中国古代学术流派亦多以地方命名，如“关学”“洛学”“浙东学派”“泰州学派”等等。在《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中，大部分学案均以地名命之，如“百源学案”“泰山学案”“庐陵学案”“沧州学案”等等。正因重视地方乡土，中国古代的许多地方官及学者亦多以地方之名称之，如柳柳州、吕东莱、张横渠、程伊川、昆山顾炎武、绩溪胡适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带有中国文化的乡土色彩。

中国文化的乡土特征，完全是由宗族乡党观念演化而来，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以至民族情感、国民性情等，均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特征同中国文化的其他特征一样，其优其劣的品格紧密交织在一起。就其前者说，这种乡土情谊可以提升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尤其当身遭国变、背井离乡之时，往往产生更强烈的禾黍之悲和乡土之情。这种感情在中国文学及诗词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如“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东风吹泪故园春，问我辈何时去得”“有客愁如海，江山异，举目暗觉伤神。空想故园池阁，卷地烟尘”“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等等。这样的诗句，都可反映出由乡土之情所扩及的爱国之情以及由爱国之情所产生的对故乡、故土、故国、故人的怀念。海外华人所以有落叶归根的思想，即是受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南宋词人朱敦儒的《采桑子·彭郎矶》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其词说：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

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乡土情谊经过提升，可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培养团结共进和互助友爱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它又含有消极的成分，甚至可以造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疏离感和山头主义、小团体意识等等。(www.xing528.com)

由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太重，往往产生如下流弊：

第一，安土重迁，甚至老死不出乡。中国人对离乡背井，感到是人生一大苦事，由此养成中国人的保守性格。

第二，地方观念强烈，往往由地方会馆、同乡会等萌生集团意识，甚至为彼此利益引起怨怼与械斗。

第三，由于地方观念强烈，遂产生排斥外乡人的思想与行为，引出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及帮派观念。如旧中国的“温州帮”“徽州帮”“宁波帮”“上海帮”等帮派组织。

第四，“士居三十载，无有不亲人”，把“老乡”“乡亲”“同乡”引为同志。统治阶级的当权者亦喜欢用家乡的人当幕僚、侍卫；互相荐举、扬褒，形成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小圈子，甚至形成裙带之风。

第五，由于圈子内的人彼此了解熟悉，因此能够互助、合作、相互依赖；而对圈子外的人则产生陌生、疏离感，甚至不相往来，产生一种封闭性或排他性。把这种“同乡关系”扩大，在国外则成为“同国关系”。“同国关系”亦产生上述情况，使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或华裔很难冲破这样的圈子，表现出比较保守的特点。

【注释】

[1]参见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载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载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写于1941年，故从1937年至1941年，乃全面抗战的第五个年头。

[4]钱穆：《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载《中国史论集》，台湾1985年印行。

[5]关于中国历史上元、清两朝的外族入侵而统治中国数百年，本人坚持认为元、清两朝不能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此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待拟另文探讨之。

[6]王弼、韩康伯《易经》、何晏《论语集解》、杜预《左传集释》、范宁《春秋榖梁传集解》、郭璞《尔雅注》、孔安国《尚书传》（又称《伪孔传》，乃魏晋人伪托）。

[7]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66年版，第72页。

[8]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三松堂全集》第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见《老子》七十九章。此句中“报怨以德”四字，原为六十三章文字，据马叙伦、严灵峰、陈鼓应等人的考证，移于此章内，上下文义才较通顺合理，本文采取是说。详见陈鼓应《老子注解及评介》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章，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