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义：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

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对中国文化的中庸和平性格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中道观比儒家的中道观更具有谦下退避的色彩，这对塑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起到了一种补充的作用，使得中国文化的中庸和平特征具有道家自然主义色彩。从原则上说，由于儒家提倡德治，因此对于那些与“中庸”“中和”观念相对的“怨”“恨”“仇”等思想亦主张用道德的力量去化解和克服，并且认为能够通过化解而达到最终的和谐，正如宋儒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但这种和解与宽柔，并不是无原则的，《论语·宪问》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孔子又提出“以直报怨”的说法。按朱熹的解释，“直”者，乃“至公而无私”之谓。因此对于“怨”“恨”之类的矛盾，不能抱阿曲之私或姑息态度，而是应以正直无私的态度来对待，这即是儒家“以直报怨”的原则。

老子的“柔弱之道”与“不争之德”，强调的是手段，其目的乃在于“曲则全”“后其身而身存”“柔弱胜刚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无为而无不为”等等。正因老子思想中有手段与目的之别，所以在他的思想分化以后，遂演变为两种文化因素：一种是以老子的目的为目的。这种“目的论”为法家、兵家、韬略家及阴谋家所吸收，即忍小以图大。传说中的韩信忍胯下之辱及刘备的韬光养晦即是一例。这里突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忍”字，即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眼前的忍是为了将来的发展。另一种则是以老子的手段为目的，真正发展了道家的中道论，以此为其人生哲学的归宿。庄子是这一路的代表。其特点是企图超越人的一切对立。因为社会是极其复杂的，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不可能像老子想象那样，可以用不结怨的办法消除彼此的怨恨。因为你不与他结怨，他却与你结怨，因此在庄子的心目中，儒家的“以直报怨”固然不能解救浇薄的社会，就连老子的以“无报为报”的“不结怨”方式也无济于社会。因此，最根本的办法是抛弃老子“无为无不为”的目的追求，从社会的纷争中解脱出来，走一条与世无争的逍遥自得之路。

因此，与老子比较，庄子是一个积极的相对论者，他所建立的中道观，是在老子“柔弱之道”与“不争之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完全以超越为原则，试图以事物的相对性、流变性否定人类存在的偏私和成见，如庄子说：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本然是不分彼此的。而人们所谓的彼与此、是与非、可与不可、然与不然等等的差别对立，乃是人们主观的作用。因此，心灵的觉醒必须超越这种人为的对立，使其“莫得其偶”，才能掌握道的关键。就像处于是非相寻的环子的中心一样，超越是非，以顺应无穷的流变。“枢始得其环中”是道家中道观的经典表述。郭象说：“是非反复，相寻无穷，故谓之环。环中，空矣；今以是非为环而得其中者，无是无非也。”（《庄子注》）此处明显表现出儒、道两家中道观的区别：儒家的中道观不出道德理性的规范；道家的中道观企图超脱道德的价值判断而直指自然。其共同点则强调“中”，即不走极端的原则。庄子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在庄子看来，为善往往近乎追求名誉，为恶又往往遭到刑戮的惩罚，只有不为善也不为恶，采取一种“缘督以为经”的中道立场，才可以免除极端的危害。王夫之在《庄子解》中说：“奇经八脉，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缘“中”而行也。此即“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之谓。

总之，中国文化的中庸和平性格是由儒、道两家的中道观互补而成。虽然各家之间有许多相异之处，但皆重内在精神的和谐，表现为人与我、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的和平共处和圆融无碍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古代各家所共同提倡的。对于这一点，《庄子·天下》有明确的记录：“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墨家“非攻”思想是古代反对战争最有力者，可见墨家是主张和平的；宋尹学派是“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关尹、老聃则“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庄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甚至“其道杂驳”的惠施，也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庄子·天下》所谈到的七派思想，几乎无一不主张和平仁爱，反对斗狠好战，确实与西方文化成一鲜明对照。这些均属中国文化的和平宽大精神。这种和平宽大精神，灌注在实际生活中，则表现为：

第一，在中国人的权威崇拜中，往往是崇拜圣人超过崇拜英雄。因为英雄好战，以百姓为草芥，故孟子曾有“好战者服上刑”的主张。老子亦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www.xing528.com)

第二，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史中，中国极少主动挑起战事，往往是在迫不得已时才起而抗战，即使“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

第三，中国的军事战备多是用于自卫。因此，很少用武力去侵略、压迫和吞并弱小民族，秦朝的万里长城、汉代的和亲政策都具有防御性而非侵略性。

第四，重文轻武，即使对军事将领亦多提倡儒将之风。荀子说：“凡在于军，将帅末事也。”又说，“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荀子·议兵》）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是和平宽大的文化，由此文化所塑造的中华民族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但这一优点同时又产生了它的缺点，如前所述，儒家的中庸、中和思想，其原本的意义在于消除“人欲之私”，以“君子慎其独”为最终归宿，这一点经过宋明理学家的发挥，使其成为心性之学的重要内容和僵死不变的道德教条，不仅具有本体的意义，而且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再加之不能正确理解道家贵柔、守雌、谦下、不争等重要的思想内涵，往往从消极方面以“柔弱之道”和“不争之德”作为回避矛盾、摆脱纷争的处世哲学，遂使中庸和平思想流变为“折中调和”“知足常乐”“安分守己”“收敛宁静”等保守退避思想，使人于勤奋中信天安命，于是向外追求奋进之心大减。因此它成为现实生活中磨砺人们锋芒和棱角的无形利剑，塑造了中国人含蓄、内倾、稳健、老成的独特风貌。同时，又使一些人产生外宽和而内刻薄、外雍容而内吝啬、外知足而内贪婪、外诚恳而内奸诈、外柔弱而内刚愎、外大公而内大私、外坚忍而内残忍、外平等而内独裁等相互对立的双重性格。

由于中国文化中过多地强调“中庸”“中和”“平衡”“和谐”“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等思想因素，它不仅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而且成为一种道德观念，具有道德的约束力量。因此在广大的人群中，出头、拔尖、冒险、争先者寡；而贪生混世、随波逐流、饱经世故者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一争两丑，一让两有”“凡事不可太过”等民间谚语所以流传不息，亦皆与中国文化这一特征有密切关系。这一特征本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但其道德化的结果，“不免流于乡愿，却亦为此社会保持和平不少。除了遇事临时让步外，中国人平素一切制度规划，措置安排，总力求平稳妥帖，不落一偏，尤不肯走极端。盖深信唯调和为最稳妥，最能长久不败之道”^[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