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庸中和观念：中国文化通义

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庸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论语·尧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据说，这是帝尧禅位于舜时教训舜的话，其要点在“允执其中”四个字。这即是以“中道”为政教的准则。舜受尧命，唯中是用，故孔子称赞他：“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其后，“舜亦以命禹”。禹后有汤，孟子称“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离娄下》）。至文、武、周公，《尚书·洪范》有“无偏无陂，尊王之义；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等语，其中的“无偏无陂”“无反无侧”即上述“执中”之意。《周礼·地官》说：“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可见，“中庸”“中和”的观念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由上可知，“中道”观念由来久远，它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一直传至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道统正传。因此，孔子把它作为“至德”倍加推崇，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中庸”观念，既是思想方法，又作为道德行为的准则。在孔子看来，任何一个独立的德目，都有流于偏颇的可能，因此必须用“中庸”来调节，使之贯彻于任何道德条目之中。孔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品格甚至对立的品格相辅相成，才能得乎中庸之道。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说，人的质朴与文采只有配合得恰到好处，才不致使某一面发展过头，流为极端。一个文质中庸的人既不表现粗野，又不表现虚浮，而是文质相济，恰到好处。据《论语》所载，孔子本人即是“温而厉，威而不猛”和“温、良、恭、俭、让”的典型。

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强调中和、和谐，用“叩其两端”来把握事物之对待，反对固执一端而失之于偏颇或片面。这些都是以是否符合“礼”为准则的。因此所谓“中庸”，首先又是“中”礼。孔子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孔子的话说：“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这是说，虔敬而不合乎礼就显呆板，谦恭而不合乎礼就叫巴结，勇敢而不合乎礼则流于乖逆，所以礼就是用来节制行为使之适中的。礼以“制中”为用，所以又称“礼之用，和为贵”。

“中庸”“中和”之说由孔子首倡，到战国中后期，孔门弟子大加发挥，遂出现《中庸》一书。《中庸》借孔子之言，全面阐发了儒家的中庸、中和思想，在它的第一章便开宗明义地指出：(www.xing528.com)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一章是《中庸》一书的纲领。它首先提出“中和”观念所以重要，即在于“性”“道”虽同，但气禀有异，所以表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则会出现太过或不及的偏差，“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四书章句集注》），此之谓“慎独”。这就是说，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在未发之前与已发之后，皆须达到既“中”又“和”的境界，没有一点偏向，没有一丝走作。人的心性修养能达此“中和”，使社会与天地万物相和谐，“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称“中”为“大本”，“和”为“达道”，把“中和”思想提升到本体的地位。

儒家教人，最反对走极端，《易经》中即有“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人道恶盈而好谦”等说法。《易传》亦常言“得中”“中道”“中行”“中节”“中正”“中德”等。此皆有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意。这种中庸思想的流传，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行为方式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以德报怨”之说。《中庸》记载孔子回答“子路问强”时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朱熹的解释是：“宽柔以教，谓含容巽顺，以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也”；“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解释极其符合儒家的旨意。因此，“中庸”“中和”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抑其血气之刚”，使一个人的生理与道德理性合为一体，这样便使个体与社会同时得到“中和”“和谐”。一个人如果不抑制这种“血气之刚”，它所带来的后果，将是凭情感而无限的发泄，使内心的平衡遭到破坏，因此会出现走极端的现象。西方人往往为爱情发生决斗，即是未抑血气之刚而凭借情感发泄的结果。《礼记·表记》引孔子的话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由此可见，儒家是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中国人没有决斗，尚文不尚武，克制感情的冲动，不走极端，等等，可以说皆是受中庸、中和思想的陶冶和影响。其“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推广到人与人或国与国的关系上时，则表现出雍容、巽顺、和平的气象与风度。其中雍容、巽顺等性格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流于调和折中，但中庸和平、宽厚温良则确实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