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强调心之作用

“五四”以来，许多人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讨论中，认为中国文化实际上乃是“心的文化”。这一看法，虽然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但它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因此，“心的文化”的特质应该是中国文化内倾性格的一个重要表现。

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性，决定了其社会人生的二分倾向。因其外在超越表现了强大的外在力量，人被这种力量所支配和驱使，力求战胜它，遂呈现了人生与外界的拼搏和斗争。而内在超越的文化，所碰到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神的世界和外部自然的力量。它恰恰来自圣人的典训和人心的分离。因此在内倾型的文化中，服膺圣人典训和展开自我心灵的征服与净化，以使人生与社会、人生与自然得到和谐与统一，乃是这种文化的终极使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中国文化对人心分离的经典描述。正因为人心有不纯的一面，才使后世儒者始终把人心的净化当作顽固的堡垒来攻击，以提纯心灵为己任。儒家总是教人自己省察，所谓“求诸己”“尽其在我”“三省吾身”等等。道家也总是提倡“自足”“自我观照”“游心于形骸之内”等等。甚至中国化的佛教亦有“明心见性”“依自不依他”“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等等说教，都是在向内用功。这些命题都是把人的力量落实在人的身上，而成为人的“性”或本质，这“性”或本质都是在人的生命内扎根，因此并不重视人生之外的东西。孔子“为仁由己”及孟子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等说法，是中国文化在长期摸索中所得出的结论。它不是由逻辑推理而来，而是对“内在经验”的一种总结或描述。经过后代儒家的发展，尤其经过程朱陆王的精心加工，它几乎成为中国人自觉遵守的典训，成为人生的基本立足点。

道家的庄子把老子的形而上学之道最后也落实到人的心上，他所主张的“心斋”“坐忘”，即是为了使心彻底走上“虚”“静”的道路。在他们看来，外在世界的声、色、嗅、味及人类的一切发明创造，都是破坏人的自然之性的祸乱之源。因为物质生活的引诱、权力欲望的蛊惑，往往会破坏恬静自然的生活。它们搅动人心，挑拨情欲，使人内心的平静遭到破坏。这正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故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十二章）也正如庄子所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看来，对外在世界的追求会引导人们产生邪念，从而破坏内心的平静。老子所谓“为腹不为目”，即是追求内在的自我，而不要被外在的感性世界所迷惑，庄子反对外在的聪明巧知亦是为此。他说：“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庄子·胠箧》）这就是说，庄子并不绝对地反对聪明巧知，而只是主张把外在的聪明巧知转化为内在之德。在他看来，师旷、离朱、工倕、杨墨等“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外立其德”，即向外追求，向外追求必扰乱天下；“内含其德”，即向内追求，向内追求可以完成自我。庄子主张“心斋”，也即是为了绝对排除对外在世界的追求，而提倡“心无蹊隧”，“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刳心”，即剔除心中杂念，“洗去有心于万物之累”。因此在内外关系上，庄子始终强调“慎汝内，闭汝外”（《庄子·在宥》）、“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庄子·天地》）、“不内变，不外从”（《庄子·达生》）等等。这里的“内”，指本心，人的内在世界；“外”，指外物，外在世界。他说：“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至人心有所定矣。”（《庄子·天道》）由此可知，道家的自然主义，通过否定“心”“知”的外在作用，最后还是落实到内在的心性修养上，认为“心”应随顺自然之性，使之不流荡为外在的心机智巧，这样便可使“心”容纳一切，做到“万物一府”，“滂沛为万物所归”，“则韬乎其事心之大也”。

不仅儒家、道家具有内倾性格，就连中国化的佛教亦染有这一色彩。原本的印度佛教并不重视“心”的作用，它只是强调通过对佛的信仰向上向外的追求，寻求彼岸的外在超越世界。但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自禅宗慧能以后，提出“明心见性”的主张，认为“见性成佛”或“本心是佛”。慧能特别反对向外的追求，“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六祖坛经》）。“佛”并不在遥远的彼岸世界，而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只要此心不受外物的迷惑，“于诸境上心不染着”，一念之间即可成佛。这种灵魂深处爆发佛性的“顿悟成佛”说，即是把人们的宗教要求也归结到人的心上，主张只在心上下功夫。发轫于唐代的“心宗”佛教，至宋明则被理学家所吸收，他们结合先秦儒家的心论思想，遂把中国“心”的文化推向高峰。朱熹继承了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的说法，认为“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明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也”（《朱子仁说》）。朱熹由理气二元出发，论证人性的善恶，再由人性的善恶，最后落实到心统性情。张载、程颐、朱熹等虽然主张以气为本或以理为本，但最后都强调心的作用。而道学中的心学一派，则完全从心出发，以心为主，以心为本。王阳明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物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性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王文成公全书》卷八）在王阳明看来，理、事、物、性等等皆源于心，它是由修养功夫所发出的内在经验，它本身作为一种存在，不是由推理而得，而是“自家体贴出来”，因此无须向内追求。他有《咏良知》诗四首，其中两首说：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www.xing528.com)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王阳明的这两首诗，最能反映他的心学思想。他教人在心中开辟一个内在世界，以此得到人生归宿，不须外在的追求和奋斗。王阳明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系统的心学论者，他一生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由佛返儒，综合并发展了儒、释、道三家的心论。这说明心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中国文化中的历史材料为基础，“中国哲学思想，则毋宁是自历史文化之省察，以引出人生哲学，而由人生哲学以引出宇宙观形而上学及知识论。则论中国之哲学思想，正无光由知识论宇宙观下手之必要，而尽可直从先哲之人文观人生观下手，而人生人文之本，则在人心也。”^[7]

宗教是通过信仰向上向外追求，以达到外在力量对人的援助。道德是通过“心”向里向内追求，以达到内在力量对人的充实和完善。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他们将来并不这样想，中国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会白费。这种失败的本身会警告我们的子孙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寻求什么了。这也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吧。”^[8]但人类历史的发展会证明：如果这一天真的会到来，那也一定是人类走向终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