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人是自足存在

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似乎很少有人性善的观念。基督教兴起以后，则明确认定人生下来就带有罪过。这种“原罪”观念的发展，教人虔诚地侍奉外在的上帝，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罪人。因此，西方文化中由人与上帝的这种分离的关系，推衍出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二者之间往往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造成西方哲学中本体与现象的分离，宗教上天国与人间的分离，道德上自律与他律的分离，以及社会思想上政教分离、乌托邦与现实的分离，等等。由于人不是自足的存在，所以只有不断地向外探求，不断地认识和了解外在的世界，人才能由一个不自足的存在转化为自足的存在。甚至对上帝的了解，也要运用逻辑、知识以及通过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人们所熟悉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及康德的“物自体”，都是企图用科学证明上帝存在或为超越的上帝保留地盘。依据经院哲学家的看法，哲学和科学都必须解释基督教《圣经》的内容。近代欧洲虽然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但它们仍继承了这种认识外界和了解外界的实证精神，不同的是，近代欧洲把上帝换成“自然”，由“天国”转向“人间”。在认识路线上欧洲中世纪与近代这两个不同时期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二者都力求认识外在世界。西方文化的这种外倾性格，是建立在人性本身不完善、不自足的假定之上的，也即是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延伸。因为人性本身不完善、不自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之变得完善、自足，就需要从外部吸取力量，而知识、逻辑、科学以及法律等就是达到完善、自足的手段。因此，可以说西方文化的科学实证精神、法律道德意识以及知识的确实性等等，都与它的外倾性格有密切联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上述的西方观念相反，认为人在天地之间是自足的，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儒家以道德为自足，道家则以自然为自足。如孔子教人所行之“礼”，即是主张人要行其自己该行之事，斟酌人情之所宜；亦如《礼记》所说，这种人间之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把儒家上述人是自足的存在这一思想发扬得最详尽透彻的是孟子。他以性善论为基础，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无有不善”。这个性善如同人的四体一样，是人自身所固有的（“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不是外加的，而是内在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不但强调人的道德自觉，而且为这种道德论提出了人性论的基础。把道德价值的源泉从人格化的上帝转移到人自身。

这种深藏于人类自身之内的价值之源，对于儒家来说，它是一种无尽的宝藏，只要向内深深地挖掘，它便可以发扬光大，甚至充塞于天地之间。因此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朱熹解释此句为：“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四书章句集注》）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成就自己，主要应致力于内在的道德完善，而这种道德不在天上，也不在上帝手中，而是在自己的性分之中。既然万善永恒地皆备于我，“每个人都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程颢语），因此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寻求呢？

孟子上述人性自足说，到王阳明则发展到极致。他说：“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又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在王阳明看来，“外心而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的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发挥，其主旨仍是强调内在的超越性。因此，若以内外相对而言，中国文化一般都是重内而轻外的，不仅儒家如此，道家亦是如此。

道家对人的自足性的看法，是从另一角度来认识的。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说教，因此也反对从道德能动性的角度去描述人性。他们认为，人的自足性并不是表现在内在的道德性或“恻隐之心”上，而恰恰与此相反，人的自足性与万物的自足性一样，乃是自然存在的一种形式，因此人的本性应该在自然中寻找。只要返回自然，人的本性便是自足的，这就如同骈拇枝指一样，“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庄子·骈拇》）。如果不遵循自然之性，以长者为有余、短者为不足，企图拆长补短，对其妄加改变，这就破坏了自然的真性，所以“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无所断，性短无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www.xing528.com)

道家这种自然人性说，实际上是把外在的自然内化为人性，所注重的并非人身之外的东西，而是人的自然本能的行为，因此强烈主张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使人性顺乎自然的本真。只要一切顺乎自然，便可别无他求，更不需要向外探索。如庄子说：

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

这里的“外”字，含有遗、忘之意。对道家来说，只有彻底遗忘天下世故，摆脱外物的干扰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才能进入“朝彻”“见独”的境界。所谓“朝彻”，按成玄英解，乃指“死生一贯，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阳初起”的清明洞彻的心境。所谓“见独”，即“现独”，表现出“独”的品格。此即《庄子·在宥》所说“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因此，“见独”“独有”皆指内在独立自足的人格世界，均具有老子“独立而不改”之意。既已遗世忘物，便无须与外界相对待，一切都可自我满足，自我完善，此即后来郭象的“独化”与“自足其性”。因此，“独”字最能表达道家“人是自足的存在”这一观点。

由此可见，儒家是把人的道德理性由内向外扩展，把人性外化为自然，尔后由外在的自然落实到人的心性之中，使二者在心性基础上得到统一；道家是把外在的自然由外向内扩展，使之内化为人的理性，尔后在精神中使二者结合。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所强调的都是人性的自足。既然人性本身是完善的、自足的，就无须从外部吸取力量，而知识、逻辑、科学、宗教以及法律等等在他们看来也就无须多下功夫。要把全部精力投放到人自身的修养上，直接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