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道德主义对专制主义的影响

上面主要是从道德要求于民的方面，谈泛道德主义对法律的影响；另一方面，儒家对统治者或居高位的人也有强烈的道德要求。在儒家看来，统治者一切不合理的政治措施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都可追溯到统治者的道德行为。因此，若要使要求合理，统治者必须端正自己的行为，使之与被统治者相一致。儒家深信二者是能够一致的。因为人性的本质都是善的，“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此为天下所同然。既然“德”为天下人所同好，因此统治者的“德”，自然会对被统治者有莫大的影响与启发，在上者有端正良好的美德，就如同一阵清风吹来，老百姓自然像墙头之草一样闻风“必偃”。因此，《大学》说：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郑玄注：“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谓常执而行分，动作不失之。”这就是说，“絜矩之道”即治国之道。治国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道德示范作用，通过在上者的道德提携与牵引，天下之人便可孝悌而不叛，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汉书·董仲舒传》）由上至下的道德启示，再由下至上的道德效法，于是政治、法律的瞄准点便由制度转向道德；由“治法”转向“治人”，此即《中庸》所谓“以人治人”的政治原则。《中庸》第二十章说：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

朱熹在解释这段话时说：“有是君，有是臣，则有是政矣。……以人立政，犹以地种树，其成速矣。”又说：“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解释是很贴切的。综合《中庸》的说法及朱熹的解释，儒家人治观念基本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社会的清浊与政治的好坏取决于人君之德；二是人君之德的重要表现在用人，用人得当，便是人君有德，用人不当，便是人君无德；三是取人的标准，重在修身，因此人君务在“修己”，然后再以德取人。诚如此，“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在这种人治有余而法治不足的泛道德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积淀为如下传统：

第一，“内圣外王”的理想演变为个人迷信和偶像崇拜。强调人治观念的结果，儒家把希望寄托在“内圣外王”的出现上。本来按着儒家的初衷，“内圣”是“外王”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但为了方便起见，统治者总是希望二者兼而得之，统而一之。此即郭象所谓“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既然二者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因此“外王”者必“内圣”。国家的统治者同时就是圣人，意味着掌握了权力就是当然的圣人，此即庄子所揭露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箧》）这就是说，推崇“内圣外王”的结果，往往使那些窃国大盗或独夫民贼“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俨然以圣人的身份和名义规范全民成为教化的榜样，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又往往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迷信和偶像崇拜。(www.xing528.com)

第二，由于强调“为政在人”而不在制度，故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延续几千年而不衰，朝代的更迭只意味着统治者换班，而在制度上却极少变动。法治就更谈不上，因为统治者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得人，如何使政权顺利转移，因此选择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往往成为历代统治者转移政权的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极易造成政权衔接过程中的“权力真空”状态，无法杜绝觊觎之端和野心家的篡夺，从而形成各种宗派、山头及其相互间的权力之争。每一个新上台的统治者，必经一番艰苦经营，进行权力的重新组合，然后才能腾出小部分精力过问经济、生产等国计民生之事。

第三，“以人立政”是导致“以德取人”的必然逻辑联系。“以德取人”，即以道德标准衡量一个人的进退得失，这逐渐形成传统的选官制度。汉代的“察举”“征辟”即是根据道德品行取仕的典型代表。这种选官或取仕标准，因重德行节操，故往往产生流弊。一是品评鉴识之风盛行，而品评人物的权力又都操在少数名士手里，他们从自己的主观好恶出发，往往具有许多主观随意性；二是易造成一群一党的互相吹捧，并使一些虚伪奸诈之徒借道德之名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三是用德行掩盖才力，“混而相蒙”“名不副实”，正如曹操所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曹操集·求贤令》）

第四，使一般民众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清官”身上，而把自己排除在政治之外，这样就从根本上堵塞了走向民主、民治的政治道路。由“人治”必然导致“官治”；由“法治”才能走上“民治”。由“人治”到“官治”，最后只能归依到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而由“法治”到“民治”，最后归向民主政治。这是两条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的传统政治，由于强调“人治”的结果，走的是前一条道路，而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泛道德主义的影响。

以上仅就政治、法律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泛道德性特征。此外，如经济、哲学、文学甚至古代的天文学、医学无不受道德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文化充满了道德精神，它不仅取代了宗教的地位，而且侵入到其他各个文化领域。这种道德“越位”的结果，使中国文化带有严重的内倾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