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传承中国文化通义的法律道德化

儒家的德治思想，是把政治问题转移到道德上，强调发挥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企图以道德力量维持和调和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往往都是以刑罚作为政权的最后保证。先秦法家所以在法治问题上走上极端偏激的道路，是他们以刑治代替法治的结果。儒家强调德治，即是企图扭转法家的这一偏向，把刑罚的强制力量消解为道德理性的自觉，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政、刑的效果虽然明显，但却有限，特别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有道德的力量才是无限的，因为它能够把人伦之道、内心之德，实现于日常生活中，使之成为一种“合理的行为方式”。这种“合理的行为方式”不仅能够缓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经过积累能培养和启发人们的积极向善精神，这正如后来《大戴礼》所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或导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殴之以法令者，法令积而民哀戚。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大戴礼》这段话，可以说深刻表达了儒家对道德与刑罚的看法，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甚巨。它深刻反映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使命感和对法家刑罚主义的深恶痛绝，同时它也是儒家为社会提供的治世良方，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特点。但对于复杂的社会来说，一味地强调或推行刑罚固然会导致社会的酷烈；但放弃刑罚，一味追求道德教化的作用，也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已。

秦汉以后，由于秦推行法家路线，尤以刑罚为治，汉虽有所更改，但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制度，酷吏严刑亦时有所闻，这就更加刺激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发展。以董仲舒为代表，把儒家思想配以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阳德阴刑”的理论。他说：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地。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www.xing528.com)

为了强调“德治”，董仲舒用符瑞灾异及阴阳五行之说，劝导皇帝“任德”，但他已从孔子的立场退了一步，给刑治以“阴”的说明。这表明自汉代以后儒法已开始趋于合流。但以礼、仁为中心的“德治”仍处于主导地位。

董仲舒“阳德阴刑”的理论，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形成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重要的影响是将道德与法律两极化，道德立为行为的准则，法律则赋予统治者惩罚的权力。两者结合的结果，形成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体制，法律沦为道德的婢女；违反道德则成刑罚的对象。这一点，我们从唐代到清代的法典中完全可以看出其最明显的倾向，刑法发达而民法不足。若从其性质看，甚至根本没有民法。而刑法所科罚的对象，除一般刑事犯罪外，任何道德过错均构成犯罪。如《唐律》第五十五款就规定，只要父母健在，儿子另立家室者，即构成犯罪。第一百七十九款规定，男女双方的婚姻不能在居丧期间完成，完成者法律究之以无效并科以重罚，居丧期间生子亦属犯罪。据《历代刑法志》所载，凡告父母者，不论其控告属实与否，均判以极刑；夫妻离异，妻子不得提出。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说明，法律道德化的结果导致了道德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