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篡乱相乖、兵戎迭起，但上述学术传统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在文化大体系上有许多新的创辟。首先是佛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当时著名的佛教大师如道安、慧远、竺道生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道安“阴阳算数之学，亦皆能通”；慧远尤善儒学，宗炳、雷次宗、周续之等曾师事慧远，听其讲《丧服》经及《诗》经之学；竺道生首创“人人皆有佛性”之说，实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相契合。上述三位中国出身的佛学大师，实为佛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做了较大努力，使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其次为经学：《十三经注疏》是中国经学的一大结集，而其中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疏者竟占一半之多。[6]当时南北学术息息相通，南方经学重丧礼；北方经学重周官。北齐大儒熊安生，专以三礼教授，弟子多达千余人。相形之下，北方经学反比南方经学兴盛。再次为史学：其发展可以说上驾两汉，下凌隋唐，史学著作达八百七十四部之多（参见《隋书·经籍志》）。就以北方来说，十六国的史书有二十六种、二百七十余卷（参见《隋书·经籍志》《史通·古今三史·十六国史》）。在北方十六国兵戈相交的混乱时代，尚有如此之多的史学著作出现，可知中国传统学术的连续性是相当顽强的。
总之，由于中国政治的变化、政权的更迭，始终是在本民族内部进行的，而中国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又往往使内部的政治斗争无法选择它以外的文化作武器，因此总是在中国固有文化的自身因素中寻找，如儒、道、玄、佛等。但这几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又具有同源的特点（佛虽源于印度，但也很快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这就使得虽然政权更迭，但由于接受了统一文化的熏染，谁上得台来，也都无所他求，始终保持文化自身的连续性。第二，在少数民族当权的国度里，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尤其中国的边远民族，在文化上都不如汉族发达，其文明程度一般都低于中原地区，所以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前，就往往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取得政权之后，就更加自觉地与此相认同。这也是保持传统文化连续性的一个重大原因。第三，就中国文化的自身发展说，最重要的原因，乃在于中国文字的统一及文字演变的稳定性。第四，中国宗教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多神崇拜，没有形成一个足够统摄全民族的宗教势力，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不同的宗教势力集团。在官方往往儒、释、道并重于一朝（也有个别时期，个别朝代例外）；在民间往往孔、老、佛并祀于一庙。这样，在中国就没有因宗教信仰的问题而发生宗教战争和文化排斥的现象（内部的排斥与斗争取代了外部的排斥与斗争，因此中国政权的更迭往往是内部原因造成的）。这也是中国文化连续性的原因所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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