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来说，中国处在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之中。东面临海，西北有戈壁沙漠，西南则多横断山脉，东北有广袤的原始森林。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好像一直孕育在一个广大的避风港中，很少遇到外部力量的巨大冲击。这种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正是一个统一、独立的文化系统得以连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腓尼基地区的文化、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化以及迈锡尼、古波斯、古希腊等诸多古代文化系统，都是建立在比较单一的水系或平原上，这种小环境下产生的文化社会，极易遭到外围文化程度较低的异族的入侵，从而打断或阻碍其发展的连续性。上述所举的几个世界早期文化系统均中断于外族的入侵，甚至连显赫一时、影响最大的古罗马文明，也因日耳曼人大举入侵而遭中绝。
反观中国文化所受之境遇，和上述古代文明截然不同。不仅有地理的隔绝机制，而且环境广大，水系繁多。在这种大环境下展开的文化系统，不仅能迅速完成内部的统一，而且不易受外族入侵而中断。可以说，中国文化自产生时起，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是近代以来，由于海运工具日益进步，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侵略，中国面临了巨大挑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受地域广阔、自然地理环境优越之福。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列此项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不无道理。他说：“自欧战以来，几多国家一个接一个先后被消灭，真是惊心；而中国却依然屹立于其西部土地上。论军备国防，论经济、政治、文化种种力量，我们何曾赶得上那些国家？然他们或则几天而亡一个国家，或则几星期而亡一个国家，或则几个月而亡一个国家；独中国支持五年了，[3]还未见涯涘。显然对照出，不为别的，只是中国国太大而他们国嫌小而已。国小，没有退路，没有后继，便完了。国大，尽你敌人战必胜攻必取，却无奈我一再退守以后，土地依然甚广，人口依然甚多，资源依然甚富。在我还可撑持，而在敌人却已感战线扯得太长，时间拖得太久，不禁望洋兴叹了。”钱穆先生曾把文化区域的狭广比作家庭。“埃及、巴比伦、印度是一个小家庭，他们只备一个摇篮，只能养育一个孩子。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自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这是中国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相异源于地理背景之最大的一点。”[4]当然，如果把中国文化连续性的原因完全归结为自然地理环境，而看不到其他因素，特别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自身的以及人的因素对文化连续性的影响，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的地理决定论。相反，如果看不到地理生态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会同样导致片面性和主观性。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文化在其初具规模并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时候（这里仅指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外族的入侵并没有对它的存在形成严重的威胁。[5]这一事实不能说与中国具有比较完备的“地理隔离机制”毫无关系。也就是说，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保持连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还不是唯一的或决定性的条件。因为它只是为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提供了一个可能如此的舞台，但究竟能不能“如此”，主要看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话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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