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积蓄节约而轻消费-中国文化通义

重分配轻生产的结果，使物质财富的增加受到抑制，物质生产有限而人口数量及人们的需求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在灾荒饥馑之年，粮食不足，经济困窘，在这种情况下，儒、道两家的知足、安贫、求均的价值观念远远不能解决这一矛盾，于是重积蓄、重节俭的观念应运而生，企图以此调节由于财富不足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因此，积蓄、节俭、节流，成为中国数千年来极其重要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它几乎成为中国人一项“勤俭持家”的最高美德，受到儒、墨、道、法各家的共同推崇。

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藏）其余。……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荀子·富国》）“节用”“善臧（藏）”，即是节俭、积蓄。荀子是从统治者多获的角度，强调节俭、积蓄对足国、裕民的重要性。

墨家更强调节俭。在《墨子》一书中，有《节用》《节葬》的专题论述，并且把“非乐”“非攻”等思想与节用联系起来。墨子说：“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矣。故饥凶存乎国，人君彻鼎食，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墨子·七患》）

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王弼注曰：‘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也’），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老子》六十七章）

儒、墨、道、法四家有许多关于节俭、积蓄、节流、节用的精彩论述，构成中华民族节俭美德的传统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散布在五洲四海的炎黄子孙世世代代辛勤耕耘，勤俭持家，度过一次又一次天灾人祸造成的饥馑死亡的威胁。这一精神无疑是中国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正是这个缘故，荀子批评墨子不知以礼节用，以政裕民，是“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荀子·非十二子》）。儒家在节用问题上，采取与墨子不同的办法，《荀子·富国》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儒家强调，要使人民宽裕富足，根本的方法和原则是“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臧（藏）余”。此外还须“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www.xing528.com)

儒、墨两家节用方法虽异，但企图用节制消费的办法维持匮乏的农业经济却是一致的。只是墨家代表小手工业者和平民的利益，强调由上至下一律节用。儒家强调等级名分，分田制禄，减轻税负，发展生产，以礼节用。道家则采取较为消极的办法，“绝巧弃利”“少私寡欲”“不贵难得之货”，甚至“不见可欲”，以此推行“节俭爱费”“俭故能广”的“三宝”政策。

由以上可知，储蓄与节俭的观念与匮乏的农业经济是基本相符的。在财富少，生产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要避免天灾人祸，储蓄和节约都不失为一种维持和调整经济平衡的有效方法。但这种方法一旦积淀为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就很难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对工商业的发展尤为不利。商业心理与农业心理有很大不同，因商业需投资，产品的销售很少受气候、环境的影响，其利润所得亦与投资关系甚大，因此商业容易培养进取、冒险与竞争的精神。农业心理与之相反，它不需要过大的投资，且收获所得多与地理、气候、环境有关，只要占有天时地利，赶上一个好年景，一家温饱亦不成问题。且冬去春来，一年四季循环而至，似乎比商业更能预料福祸，虽然不能暴发致富，亦不能轻易破产，因此往往缺乏进取精神，重保守、重稳定，安土重迁。而轻商、求均、节俭等价值观念正是由上述经济特征和农业心理所决定，其在农业社会有合理性，但在工业社会与商业社会中无疑具有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