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义：重农抑商的政治原因与影响

上面是属经济思想方面，由思想而推广至经济政策，则出现重农抑商。重农抑商的长期推行必然产生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念。儒家和法家在价值观念上有很大不同，有些甚至相反，但在重农抑商这一点上，却非常一致。《管子·治国》说：“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舍本事而事末事，则田荒而国贫矣。”

中国以农业立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都非常清楚农业和粮食的重要，因为人民的生存，首先依赖于粮食，孔子论政就把“足食”放在首位。其余如商鞅、墨子、孟子、荀子、韩非等各派思想家均有“重农”的论述。至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人口的增长，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更显得突出，因此重农思想愈被强化。汉文帝曾为此诏告全国：“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汉书·文帝本纪》）由是，“民以食为天”成为中国几千年长期不变的重农口号，只要有一口饭吃，中国的老百姓是决不会铤而走险反抗朝廷的。历代帝王深深懂得这一点。因此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是中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圣君贤相奋斗的目标。这样做的帝王宰相，往往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与颂扬。但农业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匮乏经济”。由于不能产生大量积累资本，不能扩大生产，它只能在狭小的、封闭的、分散的土地上进行有限的农业活动，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不但不能维持原有的平衡，而且吃饭本身也成问题，这是造成中国政治动乱的基本经济原因。中国历代王朝虽然总想较好地解决粮食问题，但始终不能一劳永逸（这是农业经济自身规定了的），于是又在重农的同时，采取抑商的政策，总以为工商的发展会导致对农业的破坏。

第一，认为工商业是非生产性活动，故应抑之。《管子·立政》说：“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汉书·景帝纪》也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这就是说，古人以为工商业是非生产性活动，因此经营工商业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于是提出“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管子·轻重乙》）。

第二，认为从事工商者众，必然会导致事农者寡，因此也就直接损害了粮食生产，故对工商者应抑之。如“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管子·揆度》）；“士大夫重则国贫，工商重则国贫”（《荀子·富国》）；“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这些材料，都是从农与工的比例角度强调农比商重要。

第三，从安逸与劳苦的关系上，认为工商者逸而农者劳，因此要鼓励农者的积极性，则必抑工商。如“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管子·治国》）；“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为国者，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外内》）。(www.xing528.com)

第四，从民风教化方面，认为工商多技巧，好智多诈，为保持纯朴本性，故应抑工商。如“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吕氏春秋·上农》）。

第五，最重要的方面，乃在于农民容易统治。在他们看来，“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故“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吕氏春秋·上农》）。《管子·治国》说得更为清楚，认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相反，如果舍本而从末，弃农而经商，则“民之不可用也”，因为“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威罚也”（《盐铁论·错币》）。因此只能“重税以困辱之”。这是重农抑商的政治原因。

在儒家“德本财末”和法家“重农抑商”二者合流思想的影响下，秦汉以后，出现了一系列严厉打击商人的政策和措施。如剥夺商人参加国家考试的权利，使其富而不得贵；抽取重税；实行盐、铁、酒等重要产品的国家专管；设平准制度，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禁止商人穿锦绣、操兵、乘马，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唐代甚至规定凡列为市籍或商籍者，当国家用兵时，常为首批征召的对象；工商子弟不得应试与出仕。这些政策和措施，堵塞了工商业发展的道路，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单一型农业经济奠定了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