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义：仁爱与忠恕构成儒家伦理体系中的核心道德

如果说“亲亲”和“孝悌”是儒家道德价值体系的基础和源头，那么，“仁爱”与“忠恕”则是儒家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这其中包括了儒家伦理观念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即“仁”“忠”“恕”。它们本来都是各自独立的伦理范畴，但“仁”的主要内涵是“爱”，故可连称为“仁爱”；“忠”与“恕”连用，则具有新的含义，它体现的是实行仁爱的两种方法和途径。因此，“仁爱”与“忠恕”可以构成儒家伦理体系中具有核心意义的道德价值。

“仁”字较早的出处在《尚书·金滕》：“予仁若考。”这里的“仁”字盖指一种好的品德。此后在《国语》及其他文献中有“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等说法，但都停留在只言片语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范畴意义上的稳固概念。这种情况可能延续了很久，一直到孔子才第一次对“仁”做了广泛的发挥和明确的阐述。对此，仅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近百次，即可说明孔子对“仁”的关注和重视。在《论语》中，有“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樊迟问仁”“子贡问仁”“子张问仁”等记载。对于弟子之问，孔子有不同的回答，如“克己复礼为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等等。这说明在孔子的时代，“仁”的问题已成为当时公众及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通过孔子对“仁”的阐发，它又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的新思潮和新观念。

尽管孔子在对弟子“问仁”的回答中，答案各有不同，但其核心思想是对“仁”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性质有所揭示和规定，这都是前人未曾涉及的，此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孔子直接把“仁”与“爱人”联系起来，从而使“仁者爱人”这一命题得以成立，并成为此后儒家学派，乃至中国文化的伦理观和价值论的最具规范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命题。“仁者爱人”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判断，正是由上节所述的“亲亲”“孝悌”推导出来的。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里的“泛爱”，前节已提到，它虽然与西方的“博爱”在逻辑上相当，但其差别主要体现在“爱”的条件性上。因为在儒家的典籍中，也有“博爱”的概念，如《孝经·三才》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这里所谓的“博爱”，即孔子之“泛爱”。因此可以说，“仁者爱人”和“泛爱众而亲仁”，集中体现了“爱由亲始”到“泛爱”“博爱”，乃至墨子的“兼爱”所共同表达的道德关怀。

在孔子看来，这种体现普遍现实性的道德关怀，不是任何外力的强加或行政的干预，而是完全出自人的自觉，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实现仁德全凭自己的力量且发自内心，并坚持不懈，“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哪怕是一顿饭的时间或在匆忙仓促的时候，都一定要坚守仁德，甚至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如此。“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这是说，仁德是儒家道德价值体系中最优先、最高尚的价值，因此无论行仁还是拒绝不仁，都取决于自觉。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推行仁爱的道德实践，不是力量不够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去实行的问题。

孟子集孔子仁学之大成，提出性善说，并以“恻隐之心”释仁，提出“仁者人也”的命题，为孔子的仁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深化了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孟子的仁学思想的最大特点，一是把“仁”的内涵引向内在于心的心性论，“仁，人心也”，以“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界定“仁”，以“仁”为人之本心所固有，“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即不仁则无以为人；二是“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即由“仁心”向外推出“仁政”，从而建构了一套系统的仁学政治论；三是把“仁心”推及万物，推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民胞物与思想。

孟子的仁学思想更加广泛而全面地覆盖了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他甚至把本是伦理范畴的仁爱扩大到自然、社会乃至每一个生命个体存灭的标尺。他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这是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仁爱自尊、自强、自保，否则会成为奴仆，甚至失去天下、国家、宗庙乃至生命。“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子·离娄上》）。在孟子看来，仁和不仁，犹如水火之相胜，“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从政治上说，孟子以历史上的周幽王、周厉王为例，揭示不行仁政的后果：“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这是说，一个君王治理国家，实际上只有两条路或两种方法可供选择，即是行仁政和不行仁政而已。暴虐百姓太甚，就会身死国亡；即使不太过分，本身也会危险，国家也会削弱。所以这些不行仁政而遭死亡的君主，被谥为“幽”“厉”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纵使他有孝子贤孙，经历一百代也更改不了。所以《诗经》上说：殷朝有一面离它不远的镜子，那就是前一代的夏朝。

由孔子和孟子所创立的早期儒学，其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为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在理论方面，宋代的程朱理学和明代的阳明心学，都直接把“仁”提升到道德本体的地位，且赋予“仁”以生命哲学的含义，从而使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重新站到了当时儒、释、道三家思想竞争的时代前沿。在道德实践方面，“仁学”或“仁说”成为儒家心性论、修养论、工夫论的核心内涵，成为儒家成圣成贤的道德实践的最高标准，甚至从“仁民”扩展到“爱物”、从“人道之仁”推及“天道之仁”，最后归之“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使儒家的仁学突破了人的道德范畴，而进入到对自然界乃至生态伦理的关注。

既然“仁”是儒家道德价值的最高标准和最高理想，那么如何推行或实践这种仁德呢？孔子的弟子子贡曾问孔子：“假如有一个人，能广泛地给民众带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怎么样？这样的人可以说得上是仁人了吗？”孔子回答说：“何止是仁人，那一定是圣人了！尧舜都难以做到啊。”接着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仁德作为仁道的目标是高远的，但其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却是切近的。这里的“仁之方”，历代的解释都是把“方”解释为方式、方法。如朱熹“方，术也”。实际上“方”除有方法义之外，还有法度、法则、准则等义。如“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大雅·皇矣》），“方，则也。”（《毛传》）这是说，推行仁德，不妨从近处着手，就自身打比方（“能近取譬”），然后推己及人。即自己要站得住，便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便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和选择的例子一步步做去，可以说是实践仁德的方法和准则。这个方法和准则，即是“忠恕”。《论语·里仁》说：(www.xing528.com)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把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这两句儒家伦理中最紧要的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能够始终贯通孔子思想的一贯之道，就是“忠恕”二字而已。那么，什么是忠恕呢？宋儒对此做了很多的解释和发挥，其中以朱熹为代表，其对忠恕的解释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忠”，要求积极为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要求推己及物、推己及人，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说：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处的子贡之问和孔子之答，与前面所引孔子之答和曾参之解，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是“吾道一以贯之”，一是“有一言而终身行之”，这两者都是对忠恕而言。忠是“尽己”，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无所保留地对待自己所担当的工作，同时也诚恳地对待别人。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恕是“推己”，以身作则，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的事物，便不要加在别人身上，此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替别人着想，宽容地对待别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礼记·中庸》）。总之，忠恕即孔子所谓“能近取譬”之道，亦《大学》所言之“絜矩之道”。《大学》说：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忠恕”二字，《论语》仅一见，它是孔子提出的新概念。在早期儒家的理论体系中，忠与信连用较多，而忠与恕连用却较少。至少在孔子时代，忠、恕、信三者亦多为儒家伦理的独立范畴，但对“忠”之内涵的理解又多有不同。孔子以“尽己”为忠，孟子以“教人以善谓之忠”，而《大戴礼》中，有对“忠恕”概念的特殊解释。该书《小辨》中引孔子的话说：“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这两句话，在于强调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忠—中—恕。要想知道和了解什么是“忠”，必须首先知道和了解什么是“中”；要想知道和了解什么是“中”，又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恕”。《说文》载“尽心曰忠”，《广韵》载“忠，无私也”。据此，“忠”可以理解为一种尽心竭力、忠诚无私的品德。但“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这两句话，却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何谓“中”？可有多种理解：其一，“中者，正也”^[7]；其二，“中者，心也”^[8]。忠的字形即已体现“中”与“心”二字的合体，故“中”可训为“正”，亦可训为“心”。由此可称“忠者，正心也”，亦可称“正心曰忠”。故“忠”之基本内涵除“尽心”“尽己”外，还有“正心”“正己”等。正心方能为“忠”：心不正则不能“尽心”“尽己”；心不正则为奸、为邪、为佞、为妄。故忠奸、邪正之辨，唯在“知中”，此之谓“知忠必知中”。

“恕，仁也”（《说文》），“为仁不外于恕，析言之则有别，浑言之则不别也”（《说文》段注），“以心揆心为恕”^[9]，“以己量人谓之恕”（《新书·道术》），等等。除上述解释外，“知中必知恕”是强调“中”与“恕”的关系。既然中为正、为心，体现一个人内在本质的纯正，才能“发于外则为恕”，此亦谓“中以应实之为恕”的确解。这里强调“中以应实”，“实，诚也，恕者忖度其义于心，必心诚求之”^[10]。这也正如程颐所说：“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四书章句集注》）到此，作为底线伦理并有“黄金道德律”之称的忠恕之道，便在天与人、内与外、体与用之间，得到高度统一，其在儒家道德价值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