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亲亲孝悌：家庭伦理扩展为政治伦理

中国伦理以家族为本位，这几乎已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所共通的见解。在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所有一切社会组织均以家庭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亦由家庭关系扩大而成。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社会。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家庭的最大特点是聚族而居，所以由此产生的道德也是以家族（国家是家族的放大，家族是家庭的放大）为凝聚点。

由中国传统家庭衍射出来的道德价值网络，首先是儒家所创造的亲亲原则和由此产生的孝的价值观念。亲亲原则的建立不仅把“家”提高到人生中最重要的生活群体的地位，而且把维系家族血缘和群体情感的孝悌观念，确定为最具普遍性的伦理模式和最高的道德价值。

《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里，第一个“亲”字为动词，即亲爱的意思；第二个“亲”字为名词，指父母。这是说一个有仁爱心肠的人，他推行仁爱，一定是以亲爱自己的父母为第一要义，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这也是儒家“爱有差等”的道德原则。推行仁爱，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在儒家看来，一个不爱自己父母的人，就不可能真心地去爱别人。所以，爱必须以爱自己的父母开始，这既是基础，也是前提。

“亲亲为大”，即是孝悌为大。《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说：“孝悌，顺德也……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孟子·尽心上》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如果把上述两段话合在一起看，就可以发现，儒家的亲亲原则和孝悌观念这两者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情是基于人性中的“良知”“良能”，它是“仁”的源头或种子。因此，所谓“爱”，应以爱自己的父母为起点，否则就将像墨子主张“兼爱”一样，“墨子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辟杨墨，主要是批评杨子之“为我”和墨子之“兼爱”。从今天的角度看，墨家的“兼爱”说，实开中西伦理思想史上“博爱”思想的先河，且“兼爱”比“博爱”更具有周遍性。“兼”有“尽”意，“兼爱”可理解为没有遗漏的爱，而“博爱”是广泛的爱。其实儒家早有“泛爱众而亲仁”的说法。“泛爱”与“博爱”相当，但在逻辑上不如“兼爱”周遍。但孟子为什么批评“兼爱”呢？其焦点即在于“爱有差等”。因为儒家讲“泛爱”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即是“爱由亲始”。在儒家看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理”（《孝经·圣治》）。这里的“悖德”“悖理”，即指违背“爱由亲始”的亲亲原则和孝德、孝理。可见，“爱由亲始”的儒家道德规范所包含的亲亲原则和孝悌之道，所以能获得中国传统社会普遍接受并延续几千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更符合农业社会的现实，因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开始，从父母开始。只有从小培养起对家庭父母爱的真实情感，才有可能实现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的“泛爱”。

亲亲必从孝开始，所以孟子强调“亲亲，仁也”，这是把亲亲孝悌的道德原则上升到“成仁”的必要条件，并且把孝德与儒家的其他道德规范普遍地联系起来，成为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有机成分。《孟子·离娄上》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这里，孟子把亲亲与孝悌和仁、义、礼、智、乐联系在一起，认为仁的实际内容就是侍奉父母；义的实际内容，是顺从兄长；智的主要内容是知道如何把亲亲和孝悌这两者坚持下去；礼的主要内容是对亲亲和孝悌这两者加以调节和润色；乐的主要内容是从亲亲和孝悌的道德实践中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一旦发生，就无法休止，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快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孟子曾经感叹地说“君子有三乐”，其中第一个快乐便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在孟子的心目中，亲亲与孝悌所带给孝子的快乐，即使是“王天下而不与存焉”。他说：

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上》）(www.xing528.com)

孟子借舜与其父亲、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历史故事，赞扬舜之大孝。在孟子看来，舜能够尽事亲之道，让父亲高兴，其意义在于可转变天下的风俗，使天下的父子伦常走上正确轨道，这就叫“大孝”。

从以上两段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论孝的价值意义：一是亲亲、孝悌可以给人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即“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这种快乐是父母与孝子双方的快乐，如舜“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如孟子“王天下而不与存焉”。连“天下悦己归己”和“王天下”都比不上亲亲孝悌所得到的快乐，这是何等的快乐！二是亲亲孝悌可以移风易俗，使天下伦常走上正轨，即“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亲亲亦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悌亦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小孝可以齐家；大孝可以治国。这是何等的道德力量！故《大学》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朱熹在其《语录》中解释说：“孝以事亲，而使一家之人皆孝；悌以事长，而使一家人皆悌；慈以使众，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于国者也。”（《大学纂疏》引）亲亲孝悌的家庭伦理和道德价值，由此扩展或转换为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价值，这也正是儒家道德价值之“价值”所在。对此，《孝经》表达得更加明确和具体：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庶人》）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孝经·孝治》）

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

以上选取了《孝经》中最有代表性的四段材料，从中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一是进一步强调了亲亲孝悌在儒家诸德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孝”提升到诸德的本源，若三辰运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有义，故人生天地之间则须法天之常明，因地之义利，顺行天下，以成教化。二是明王“以孝治天下”，则可以使万国得以和洽，诸侯得以治国，卿大夫得以治家，士庶百姓可以事亲，从而使天下祸乱不作，天下和平。三是提出“不孝”的反价值，认为“无亲不孝”有巨大的危害，不仅父母得不到赡养，道德风气浇薄，甚至发展为“要君”“无法”，引起社会混乱，故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孝经》是儒家“亲亲孝悌”道德价值观的集大成者。在《孝经》中，“亲亲孝悌”观念被上升到“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诸德之本”“至德要道”和“以孝治天下”的高度。宋代邢昺在其《唐玄宗御注〈孝经〉疏》中引南朝梁皇侃的话说：“此经（指《孝经》）为教，任重道远，虽复时移代革，金石可消，而孝为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孝经》一书，及其对儒家孝道观的阐述，其中有些观念已经过时，但其基本精神，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