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道德与群体：中国文化通义

人生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价值问题也同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人的地位与作用、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这些问题作为理论形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发展得较为完备。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对神的信仰不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都以社会及人的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而不大关心或重视神或上帝的问题。即使像主张天志明鬼的墨家学派，也只不过是企图透过神道设教的招牌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兼爱，它所真正关切的还是人而不是天鬼神灵。在这种人文思想浓重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对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即认为人与物类相比，具有较高的价值。

孔子用“仁”界定人，主张“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的说法。爱人即“爱众”。因此《论语·学而》又提出“泛爱众”。这就是说，孔子以“人”或“众”作为行仁的对象，表现了孔子以仁本思想为核心的“人学”内容。到了孟子，把孔子这一思想又做了详尽的发挥，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他在与告子的辩论中，一再强调人性与兽性的不同。尽管孟子误解了告子的观点，认为告子讲“生之谓性”，就是提倡“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孟子·告子上》），从而认为告子抹杀了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但从中可以看出，孟子人性学说的重点，乃在于强调人与动物的不同。荀子继孔孟之后，进一步强调人与动物、植物以及其他一切自然物的不同。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又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

总之，传统的人生价值理论，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人禽之辨”上，都是把人本作为道德与价值的基础，否认外在的价值源泉以及由神或上帝所规定的标准。这一点与西方有较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的人生价值理论，往往把价值之源追溯到上帝，人的价值是上帝赋予的。直到近代，作为价值之源的基督教精神仍然弥漫在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而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它的根源与基础，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便已实现了从神到人的分离与过渡。因此在价值观上，中国文化同样是排除了神学传统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仁”、孟子的“四端”及荀子的“人道莫不有辨”的思想，都是强调人有不同于动物的特殊本质，这个特殊本质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价值。由此可知，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是与人性、人文、民本等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基本内涵。这种观点，在把人与神分离以及提升人的尊严的历史过程中，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正是这种“人禽之辨”的人生价值理论把人与动物的界限绝对化了。这种绝对化的理论一落实到现实生活或道德生活中，就必然产生灵与肉、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对立。

关于人的价值，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原则上说，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来分析。一是就广义的人的价值而言，这是就人与自然或人与物类（自然物）相比较而说的，上述儒家“人为万物之灵”或“人贵于物”的思想即属这一层面的问题；二是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孔子“仁”的思想、墨子“兼爱”的思想都属于这一层面；三是就人自身而言，从人自身来说，人的价值是一种潜能，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潜在创造力，这是人的内在价值层面。在这一层面中，人将自己也当成一个客体，力求认识自己，发展自己，用价值范畴来判断和衡量自己。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或一个自身不健全的残疾者，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同样具有人的价值。因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创造的潜能，这种创造的潜能决定人的价值，而不是人的地位、权势、肤色、性别或其他因素决定人的价值。人的现实的创造活动是潜能的外化，它只能决定价值的大小。人所具有的内在潜能或内在的创造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它是文化价值的内化。也就是说，文化的价值内化成人的价值，而文化的价值是人的价值的外化，是世世代代人的实践活动创造文化。如果把人的价值与人的价值的实现混为一谈，这势必在价值观上引起混乱，甚至抹杀人的价值，践踏人的尊严。从对社会的贡献判断人的价值，即是混淆了价值本身与价值的实现这二者的差别。人对社会的贡献有大有小，但人的价值则是平等的。“一个人就其自身来说，他的价值不比别人大，也不比别人小。”^[1]否认这一点，则是以成败论英雄。一个人对社会贡献大，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社会的承认；一个人对社会贡献小，甚至由于某些原因对社会没有贡献，也应该受到尊重和承认。比如一个婴儿或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人，在这两种人身上同样具有未来创造的潜能，因此，同样具有人的价值，只是这种潜能的实现，要受家庭、社会对他所投注的物质和精神营养的制约。这样了解人的价值，就会排除由社会的各种偏见和虚伪所造成的对人的歧视和不尊重。(www.xing528.com)

从上面三个层面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价值的看法，我们便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同时认识人的价值的。孔子所谓“伤人乎，不问马”，反对把人看成牛马，确实具有进步意义。但他对人的关怀，始终未超出“人禽之辨”的范围。孟子“民贵君轻”之说，虽然涉及人与君的关系，但也是在强调保存劳动生产力这一基点上向统治者提出的。至于法家的思想，对人的价值则有忽视或抹杀的倾向。在《管子》中甚至有“用人如用草芥”“养人如养六畜”等说法。中国古代治民之官称“牧”，如州牧、牧伯等。这就是把官吏治民比作牧人牧养牲畜。由此可见，儒家的“人禽之辨”，则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并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这是对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儒家的这种认识，不仅使人摆脱了神的束缚，而且把人从牲畜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较早的人的觉醒。对这一点，我们必须给中国文化以充分的肯定。从“人禽之辨”上认识人的价值，有它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我们也必须给予澄清。

第一，把人的个体价值归结为人的社会价值，以社会标示个人，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家学说所强调的“天地之性人为贵”或“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往往是把人作为与牲畜、动物等相对待的整体性的“类”来理解，即认为“人是社会动物”。因此，实质上，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的价值基本上看作是“类”价值。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最大特点。把人作为一个“类”来理解，这是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这种在广义上承认人的价值，把人作为一个“类”的整体观的看法，实际上是把人的价值概念的外延扩展至整个人类，从而使其内涵变得极其广泛模糊，甚至抽掉了任何具体内容。如荀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有组织的，人们能结成群体。即是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为了对付自然给予人的灾害，对付社会混乱给人造成的不幸，人类必须以“群”的形式组织起来，以战胜自然，克服自身由于各种利害冲突所造成的混乱。因此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荀子·富国》）这是说，为了“能群”，又必须实行“分”的原则，即通过名分地位、贵贱等级来抑制个人的需求，从而达到社会全体即“群”的和谐。在荀子看来，如果人们贵贱都一样，就不能制约，役使；权势都一样，就不能达到权势的统一，所以贫富贵贱等级是必需的。人必须服从社会，服从群体的需要。这即是从人的社会价值方面强调人对社会、对群体的责任。强调“类”价值，过多地论证人与非人的关系，就必然忽略对人的个体考察，忽略整个人群中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用人的社会价值取代人的个体价值。这种理论往往又可能成为等级制度或专制制度的辩护者。

第二，把人的价值归结为道德价值，以道德伦理标示个人，强调人对道德的遵守与认同。如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全在于人有道德。由于人生下来就具有“四端”的道德心，所以从本质上说，“人是道德的动物”。这里，孟子把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看作是内在于人心的天赋道德观念，因此人的道德行为均是由内而外自觉发出，而不是由外至内的强力推行。从孔子用“仁”来界定人，到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说，一直到后来宋儒所提出的“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的口号，都是说人有道德自觉的能力。这是中国一般人都能接受的看法，把人的价值归结为道德价值，势必把人道德化、绝对理论化，从而忽略了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生物性的一面。这样归结的结果，在文化上表现出两种倾向：其一，用道德价值判断人生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理想的成就即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把道德上的成就看作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因此从历史上看，它确实为中国塑造了不少浩然正气的道德人物，成为中华民族做人的典范。就是在一般百姓之间，也惯于用道德眼光看人，这无疑具有正面的作用。但同时亦产生不少流弊，产生不少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和表面谦恭的野心家、阴谋家。其二，把人的生命价值抽象为纯粹道德性的生命，往往忽视人的物质利益和要求，忽视或抹杀人的生物性条件。传统文化中出现的“天理人欲之辨”，即是片面强调抽象的道德原则而忽视人的具体要求。宋明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伦理教条，即是上述价值观被歪曲、被绝对化的结果。

第三，由上述两项内容所导致的第三种情况，便是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包含着一些内在矛盾。也就是说，以人的社会价值或道德价值取代人的个体价值的结果，容易导致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种价值观一方面呼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合理性的进步思想，同时却又承认封建等级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维护封建特权；一方面要求“堂堂正正地做人”，要求勤恳、牺牲、奉献、创造，同时却又要求忠君、孝亲、克己、去欲等等。传统的价值观这种内在矛盾性，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调整，一是要加强法治，二是要有制度保证，三是要在理论上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总之，中国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反映了儒家在价值问题上的理想主义人格，特别是宋明以后，儒家总是教人学孔颜乐处。所谓孔颜乐处，是指孔子曲肱而枕、乐在其中的生活^[2]，以及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精神^[3]。在儒家看来，虽然穷困，但能随时保持和体验内心的安适与快乐，这便是最高的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观有遏制纵欲求乐、贪得无厌、见利忘义的道德作用，是儒家的美好的道德理想，也是中国道德伦理的优秀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但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这种理想境界一落实到现实的层面上，往往忽视社会实际面临的问题。因为儒家这种价值观上的理想主义，主观上乃是基于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企图，但在客观上，它又容易忽略人对幸福的追求和对生活的创造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