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国文化通义》成果！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其中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主。

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德治主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对孔子来说，政治无疑是人伦道德的延长。据《论语·颜渊》所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一种好的政治，必须具有正常的人伦关系。如果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各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政治也就归于清明。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德政思想，提出“仁政”学说，主张政治上采用“以德服人”的办法。因为在他看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又引孔子的话说：“治国之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衡量政治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一国之君能否推行仁政。荀子亦主张“以德兼人”，反对“以力兼人”。

总之，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仁政与德治。他们把政治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在道德与人格的修养上，使政治与伦理合一，内圣与外王合一，政权与教化合一。

墨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尚贤”与“尚同”。他们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衡量政治思想的价值和标准。他们反对世袭等级制度，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兼爱上》）的“尚贤”思想。与儒家的德治思想相比，墨家似乎更重视人的才能方面。对于统治人才的选择，墨家主张打破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宗法等级制度。对于有才能的人，可以不问其出身、地位，“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即使是统治者的亲属或贵族，如无才能，也不应任用。即所谓“贵贤罚暴，勿有亲戚兄弟之所阿”（《墨子·兼爱下》）。在“尚贤”基础上，墨家又提出“尚同”的思想。认为最高统治者也应由贤者担任，并“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使万民“上同而不下比”，形成思想、意志、观念、标准、纪律等各方面由上至下的统一，“天子之所是，必皆是之；天子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即以最高统治者的是非为是非，只有这样，被统治者才能“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墨子·尚同中》），“治天下之国，如治一家；使天下之民，如使一夫”（《墨子·尚同下》）。为了加强这种意识，墨家又提出“天志”“天意”“明鬼”等人格神的权威，以作为天上人间的主宰。这样，墨家的政治思想便与宗教结合，排除了儒家的道德性，把希望直接寄托在王公大人、国君天子，甚至“天志”“天意”之上，对后世政治发生着潜在的影响。

道家的政治思想趋向于现代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现实政治、礼义道德的彻底否定上。儒家重视德性，道家却认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儒家提倡仁义，道家却认为“大道废，有仁义”；儒家发扬礼义，道家却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儒家强调忠、孝，道家却认为“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皆乱有忠臣”；儒家主张尚贤，道家却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等等。庄子进一步发挥老子的思想，认为仁义道德不足以治天下，它只能使人虚伪、攘夺、为窃国大盗提供统治人民的工具，“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庄子·胠箧》）。庄子以齐国的田成子为例，说明窃国大盗竟成了声名显赫的诸侯和大家公认的领袖，这岂不是“蹩躠为仁，踶跂为义”“澶漫为乐，摘僻为礼”的结果吗？！庄子认为，仁义礼智是圣人制造出来的一种畸形病态现象，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推引仁义礼智的结果，因此只有打倒圣人，抛弃圣智之法，天下才能回到至德之世，由大乱变为至治。道家这些偏激、尖刻的政治言论是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揭露，但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思想来除旧更新，它所留下的除了“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外，就是给中国仕途失意或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以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对中国政治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先秦，真正能相应政治而讲政治的，只有法家。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政治处于大变动时期。儒家对社会、政治、人生都提供了一些原理，但在当时显得有些迂阔，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墨家虽主张“尚同”，对统治阶级有利，但其“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往往又使统治者难于遵从，故很快被束之高阁。道家对社会、政治、人生有较深的感受，但因破坏大于建树，往往被看作历史的反面角色。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对当时社会转型贡献最大的是法家。由于法家的理论和实践，才使贵族政治趋于瓦解，并促成郡县制取代封建制。这些都是法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在法家的思想体系中，还有另外一面，即“任术”“重势”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非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在他的思想中，除尚法外，最大的特色是继承并发展了慎到、申不害等人的“任术”“重势”思想，并把它推向极端。关于“术”，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术不欲见”，“藏之于胸中”，是为了使群臣猜测不到统治者的任何企图和想法，使人主与外在的一切都隔绝，既不能相知，又不能相感通，更不能兼听兼信。臣民对人主只能百依百顺，“畏之如雷霆，神圣不可解”。韩非把君主用术概括为“七术”“六微”“八说”“八经”之多，其中包括“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是”等纯属阴谋权术的内容，实开后世政治中告奸连坐的特务制度、严刑峻法的恐怖政策、诱供诈供的审讯方法以及说假话、布置圈套、制造派别等一系列政治阴谋的先河。韩非也吸收了慎到“重势”的思想，认为“势”就是君主的爪牙，就是权力。君主所以能够发号施令，统治臣民，那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权力决定的。君主即使有尧那样的才能，一旦失去权力和权势，就是三家也不能管理好，更提不上治理国家了。这种“重势”的思想，为后世政治中的权力之争提供了酵母。

儒、墨、道、法的政治思想在先秦时期各有分际，秦汉以后就逐渐合流。从总体上说，统治阶级往往采用“阳儒阴法”的手段，实行德治与法治的结合，而墨家、道家的政治思想，往往成为未取得统治权的政治改良派或农民革命的潜在意识，一旦取得统治权或其权力巩固后，便立即采取“阳儒阴法”的政策。因此，儒、法两家的政治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