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中国文化通义》

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是相对于西方哲学的，而且由于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它带有相对性。任何使这一问题绝对化的企图都无助于对历史作真正的反思，而且必将引向荒谬。所以，这里所说的基本特征，只是基本倾向或主要现象。

1.重人生

在传统的儒家哲学中所讲的心、性、情、气、意、良知、良能等都表示对人生、人性及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因此在中国哲学里，重人生这一特征主要是儒家所表现的。孔子的一生，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实践“仁以为己任”的抱负上。他把“怪、力、乱、神”看作是荒唐而不屑谈及的东西，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敬鬼神而远之”的观点，都带有重视人生的普遍性格。这种性格对后世哲学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孟子讲性善和宋明理学家所展示的心性问题，无一不是重人生、重主体的表现。这一哲学特点是中国宗教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浓重的主要因素。

2.重践履

西方的传统哲学，以知识论为主，故极力追求所谓“纯智”的活动。这种追求所得的结果，是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大为发展，不但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独立性。也就是说，西方的知识论与人的行为可以不发生关系。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都与人的具体行为发生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是一种践履主义哲学。这种践履并非人类的生产实践，而是偏向于个人的修德重行。这种以道德为终极目的而追求践履的结果，使古代哲学讨论真伪问题甚少，而讨论善恶问题甚多。不论儒、道还是佛教，善恶问题一直是中国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这种重道德践履的传统，是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特别发达的主要因素。

3.重和谐(www.xing528.com)

西方传统哲学追求“纯智”导致知识论发达。由于重知识，总是带有一种向外探求的强烈愿望，势必严格区分物我之间及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都是互相对立的。这种强调对立的观念反映在哲学上，则表现为哲学范畴和命题的对立性，康德称之为“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中，即使是对平衡或和谐的追求，也必定是强调通过对立、斗争来取得。“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用对立的东西制造出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7]这种在斗争中求统一的哲学主导方法，往往能够对宇宙人生中的复杂性、异质性、冲突性及矛盾性有较深刻的体认与了解。中国哲学中，除少数哲学家如韩非等人外，多数哲学家及哲学观念都十分重视合一、相融与和谐。他们虽然也看到物我及人我之间的种种矛盾，却避免强化这种对立关系，力求达到相互间的和谐一致。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体用如一”“情景合一”“一多相即”“有无相资”“内外相冥”“阴阳相合”“形神相即”“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三性一际”“六相圆融”等哲学命题，强调的都是合一与相融。这一点形成中国哲学的最大特色，在统一中存对立，在对立中求统一，追求平衡、对称、和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4.重直觉

中国哲学强调合一、协调、相融的结果，往往使每一观念范畴与其他范畴都相应合一，因而模糊了范畴之间的形式或本质上的差异，使概念往往缺乏明确的内涵。如张载论“一物两体”时说：“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又如程颐在回答“心有善恶否？”问题时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些说法，都是通过夸大范畴之间的联系和统一的方面，而忽视其差异的一面，从而造成一种模糊的整体观。儒家如此，道家也是如此，佛家更是如此。它们都悬设了一个唯有直觉才能把握的大全或圆满（道、涅槃等）。照道家说法，常道不可道，常名不可名，而只能靠语言的暗示，不是靠语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禅宗更进一步，认为“第一义”不可说，弟子问到佛法的根本道理时，不是遭到禅师的拳打脚踢，便是说些与本题毫不相干的话，再就是以静默代替回答。这种极不确定的认知方法，禅宗称为“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靠的是一种“体悟”。由此可见，中国哲学比较注意整体考察。这一点，从许多哲学术语中亦可反映出来。如“吾以观复”“以家观家”“观乎天文”“观乎人文”“观其所聚”“观其所感”“观其会通”“观之以物”“观之以心”等等，强调一个“观”字；又如“体物体身”“身而体道”“自家体贴”“当处认取”等等，强调“体”“认”二字；再如“脱然贯通”“豁然有觉”“脱然有悟”“豁然贯通”“自然醒悟”“融合贯通”“顿悟成佛”等等，强调“觉”“悟”二字。这些“观”“体”“认”“觉”“悟”等字都是对直觉的一种表达。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种直觉的认知方法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具有认识论的重要意义。但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毕竟是人生的智慧而不是人生的知识，因为它过分忽视逻辑的推演和概念的分析，导致中国哲学知识论的贫弱和道德哲学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