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说，先秦时代的哲学思想主要有六家：儒、墨、名、法、道、阴阳。其中最重要的是儒、道两家，但其他各家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发端于孔子，之后分化为八派，其中子思、孟子一派与荀子一派比较发达。儒家哲学的共同特点是强调“礼”与“仁”。由“礼”推衍出一整套社会政治学说；由“仁”推衍出一整套伦理道德学说。孔子仁学思想经过孟子的发挥，至汉代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6]构成这个模式结构的四个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而表现其整体特征的则是实践理性。儒家的这一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中国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
墨家的基本观念是功利。他们提出的“兼爱”“非攻”“非命”“尚贤”等十大主张都是围绕功利进行辩论的。因为强调功利，故引出“尚力”“节用”，反对儒家的“天命”论。墨家的许多观点都是针对儒家的，故儒、墨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比较重视语言中名词及概念的分析，特别是后期墨家对“同”“异”之辩以及对不同之“同”和不同之“异”的分辨是中国逻辑分析的先驱。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其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崇尚自然。它开启了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先河，对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辩证法有较大贡献。它与阴阳五行思想一起，奠定了中国自然哲学的基础。道家的人生哲学别具一格，与儒家相反，道家极力否定等级、宗法、专制的社会体制，甚至取消人的感情、知识，否定个人对封建宗法社会的义务。提倡“守柔”“守雌”“谦下”“致虚”“守静”“不争”和“不敢为天下先”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有较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
除上述三家外，名家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通过考察名实关系，提出一套逻辑思维的理论，为中国古代逻辑学奠定了初步基础。法家主要提倡社会政治思想及君主统治术，主张建立绝对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生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其学说表现在“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阴阳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www.xing528.com)
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故其哲学流变由先秦诸子之学转入两汉经学。两汉经学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经典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体系，它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及其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期，经学没落，代之而起的是以道家思想为经典的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有较强的思辨性，由于它脱胎于道家，因此在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社会政治理论等各方面都深深打上了道家思想的烙印。它是在封建王权几经更迭后，企图寻找一种更适合封建统治理论的新的尝试。因此它虽然在思想上属于道家的“近亲”，但实质上仍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自觉地把儒道两家联合和沟通起来，创造了儒、道互补的新方式。因此，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说，它是中国文化在魏晋时期的特殊表现，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所进行的第二次综合。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哲学的表现形态主要是佛教哲学。这一时期，儒、道两家的哲学处于停滞状态，而具有较高抽象思维能力的哲学家及其著作大都出现在佛教领域。如僧肇及其《肇论》、法藏及其《华严金狮子章》以及禅宗《六祖坛经》和《五灯会元》等等。中国佛教哲学的崛起，曾一度在理论上有取代儒、道的趋势。但由于佛教哲学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中国王权的绝对性不容许宗教超越它，故采取儒、释、道（道家与道教）三教并行的政策，这样为中国哲学的融合创造了政治上的保证，出现了以佛教哲学为主的第三次综合。
至此，中国哲学的发展已分别呈现出儒、道（道家与道教）、佛三家轮流坐庄的发展圆圈。到宋代，理学再次弘扬儒家思想，宣扬孔孟学说，吸收道家和佛教哲学的某些思想，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第四次综合。这次综合标志中国古代哲学已发展到高峰，再往前发展就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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