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中国文化的独特宗教之一

道教是中国本民族的宗教，因此它更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它产生于汉魏两晋时期，到隋唐得到充分发展并至鼎盛，明代中叶以后走向衰落。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与佛教、儒学互相排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形成自己独立的宗教体系，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技术乃至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道教的基本教义是追求长生不死，肉体成仙。其宗教神学的基本理论则是在中国传统方技和方术的基础上，把道家老庄思想和儒家的某些学说结合起来，并吸收了佛教的一些内容。其教规有“五戒”“十善”之说。据《云笈七签》所载，其“五戒”大略为：不杀生、不饮酒、不口是心非、不偷盗、不淫色。“十善”大略为：孝顺父母；忠事君师；慈心万物；忍性容非；谏诤蠲恶；损己救穷；放生养物，种植果林；道边舍井，种树立桥；兴利除害，教化未悟；读三宝经律，恒奉香花供养之。从道教的这些戒律中，可以看到儒、释、道相互融合的痕迹。

道教的经典集为《道藏》，其内容驳杂，科目繁多。包括《汉书·艺文志》所列道家及方技的书以及《太平经》《抱朴子·遐览》等都囊括在内。《隋书·经籍志》称，道书有经戒三百零一部九百零八卷，饵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箓十七部一百零三卷，共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至宋朝郑樵《通志·艺文略》又增至一千三百二十三部三千七百零六卷。

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与佛教及其他教派在宗教神学理论乃至教术上有较大的不同，这些不同构成了道教的特点。

第一，在生死问题上，佛教以有生为空幻，认为即使能够延年益寿，最终仍不免一死，故主张“无生”，而追求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道教则以生为真实，故主张“无死”，追求养生延年，肉体成仙。

第二，在形神问题上，佛教及其他宗教派别大都主张“灵魂不死”，而道教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说，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人的肉体是精神的住宅，因此要长生不死，必须形神并养，性命双修，即所谓的“内修”与“外养”或“拘魂制魄”的功夫（《抱朴子·内篇·至理》）。

第三，在“出世”和“入世”的问题上，各宗教派别都主张“出世”，尤其印度佛教更为明显，而道教作为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却深深打上了“入世”的烙印。^[4]他们有强烈干预政治的愿望。如道教大师葛洪就提出“佐时治国”的主张，认为修道不能脱离人世，“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抱朴子·内篇·释滞》），“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抱朴子·内篇·对俗》）。他认为，真正有才能、有道行的人，对于学道与治国应“兼而修之”（《抱朴子·内篇·释滞》）。

道教与佛教一样，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影响。

第一，在哲学上，道教以其宗教神学立场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道家关于“道”“气”“玄”“一”等哲学范畴，建立起一套神秘主义的宇宙本体论、形神观、生死观及修养方法。这对宋明以后的哲学发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道教中有关“虚心”“主静”“去欲”等思想为宋明理学所吸收。有关“肉身成仙”“房中术”等对佛教亦有影响。

第二，在文学上，道教中的神仙观念，直接促使魏晋时代游仙文学的产生与盛行，尤其葛洪《抱朴子》中关于德行与文章并重、以今胜古的文学发展观等对后世文学均有较大影响。(www.xing528.com)

第三，在自然科学方面，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方、烧炼黄白之术等，虽然在许多方面充斥着迷信与荒谬，但其“服食金丹”“导引吐纳”等却直接刺激了中国的医学、药学、原始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四，在日常生活及民俗方面，由于“长生不死”的吸引，许多人服食丹药成癖，在中国上层社会形成特殊的名士风度，其中尤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许多名人学者均与道教产生了不解之缘，并渗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脱胎换骨”等等，已经成为人们常用的口头语。道教中“祛邪扶正”“助人为乐”的神仙人物及神仙故事在中国民间得到广泛流传。这些对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上简述了中国三种宗教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从文化现象上看，虽然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生活比较复杂，但它们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能忽视的。从总的方面说，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二教以及所谓的“儒教”，其共同特点是：

第一，多神信仰。各宗教的排他性不强烈，融合大于纷争；

第二，世俗王权的力量始终高于宗教力量，因此始终表现为“政指导教”；

第三，超越与现实并重，均有干预政治的愿望；

第四，宗教情绪不强烈，其中由祖先崇拜所演化出来的“孝”的观念和忠君报国意识远远超过祈求的意识，因此培养了一种较为平和的情绪；

第五，“人而神”而不是西方的“神而人”。人的伟大出于人本身，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中国历史上关公、岳飞等人的形象是“人而神”的典型，他们是由人而被尊崇为神的。西方的宗教往往认为人的伟大来自神，因此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神。“神而人”的宗教特点决定了基督教文化的超越性；“人而神”的宗教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人间性。^[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