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传入与中国文化融合之旅

佛教起源于印度，公元一世纪时传入中国。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封建社会及其文化的土壤上，经过“嫁接”、发展，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结构，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即是不断向中国文化认同的过程，亦即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尽管佛教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尤其在各个宗派之间也都存在着较大差别，但其基本精神却始终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否定上。在佛教看来，整个客观世界就是一个无边的苦海；处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中的芸芸众生，承受着怨、憎、离、别、生、老、病、死的种种苦难，因此对于众生来说“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作为佛教教义总纲的“四谛：苦、集、灭、道”，就是以“苦谛”为先。由此出发，按照佛教教义的指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苦难及其产生的根源和条件，全都是虚幻的，只有顺着佛教的指引，用“戒、定、慧”来克服自己的“贪爱”和“无明”，彻底洞察这种虚幻性，才能跳出“苦海”，得到“解脱”，进入“涅槃”而成佛。

为了论证这条成佛道路的可能性，佛教充分发挥了自己富于思辨性的哲学想象，利用中国社会的各种传统，其中包括社会的、伦理的、哲学的、原有宗教的、政治的和心理的等各个方面的现成材料，经过多番磨难和苦心经营，终于在中国赢得了比其他任何宗教都多得多的广大信徒。

从东汉到隋唐，七八个世纪的漫长时期，本来是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土扎根？概括地讲，可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佛教教义与封建礼教的结合。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因亲以教爱，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严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此皆即其影响之报而明于教，以因顺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这是说，孝亲与尊君是合乎因果报应的，后来的禅宗也讲忠君孝父。(www.xing528.com)

第二，佛教教义与中国固有宗教信仰的结合。印度佛教在灵魂观念方面是含混的、矛盾的。但其传入中国后，很快吸取了中国早期宗教关于灵魂不灭的观念。如《牟子理惑论》在肯定鬼神观念时说：“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慧远专门著有“神不灭论”的论文，利用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信仰论证人死精神不灭。佛教的“三世因果”也是利用了中国古老的报应说而在群众中产生影响。

第三，佛教哲理与中国儒家思想的结合。特别是后来的禅宗，鼓吹“顿悟成佛”，其理论基础便是吸取了儒家的性善论，提出“本性是佛”“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的内省修行的理论和方法。这种肯定佛性就是人性的说法，实际上是脱化于儒家人性论的理论，所以柳宗元在给禅宗六祖所写的碑文中，说慧能“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耕锄”（《柳河东集·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柳宗元的见解与慧能的思想是相符的。再如竺道生的成佛在于悟“理”的思想，也被后来的禅宗所继承，他们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也正是受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发的结果。^[3]

第四，佛教不仅竭力向儒家及中国传统思想做理论上、伦理上的认同，而且竭力笼络和依附中国的王权政治。佛教的传播者在切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释道安传》），因而极力依附世俗王权。如北魏和尚法果深得朝廷器重，他亦吹捧北魏皇帝“是当今如来”，号召沙门对之“宜应尽礼”（《魏书·释老志》）。再如唐代武则天当政时，许多和尚为讨好武则天，竟伪造经文，吹捧武则天是“菩萨”转生，“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得大自在。……汝于尔时，实是菩萨，现受女身……”（《大方等无想经·大云初分如来涅槃健度》）等等，武则天随后即自封为“金轮圣神皇帝”（《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

以上几点只是从佛教对中国传统作认同方面说的，反过来，中国传统对佛教亦给予多方面的认同，两个方面加在一起，致使佛教在中国扎根，变成中国自己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