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特点：独一无二的书法与雕刻艺术，一字多音，一音多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的音、义是语言所赋予的，字形则是表达音、义的符号，因此从特点上说，中国文字同世界上其他文字比较，在形、音、义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性。

1.就字形来说，世界上其他的原始绘画文字，都已发展为拼音的音符文字了，只有我国文字还保存着比较原始的状态，每一个图画变成一个方块字。尽管经陶文和甲骨金文的演变以及所谓“真、草、隶、篆”的发展，但在字形上却仍保持着方块化的特点，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固定结构。这种固定结构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挥出“同文”的功能并保持强大的传统力量，因为它可以离开读音，无论古今方言、声韵如何转变，它的含义都保持不变或变化极小。这一特点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承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在字形上保持方块的体形和结构上的平衡，使字形布局均匀，格调圆满，每个字都像一个建筑物一样，有平衡、对称、和谐的特征，所以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中国文字的书法、雕刻艺术在世界各种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专门研究字形的文字学，也是世界其他文字所没有的。

2.就字音来说，中国文字是注音字而非拼音字。欧美各国的语言多是复音节，是通过字母拼合而成，这种复音节语，一个字不能同时代表多音。而中国字因为是单音节关系，故有一字多音或一音多字的特点。因此要把握中国文字，光靠听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用眼睛看，否则会造成许多误解。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和缺点，促使中国文字向声调方面发展，在同音字中，又分去、入、阴阳等声，甚至有七声、八声之异。因此在文字学外，又有音韵学的专门研究（例如宋代的《广韵》，有韵部二百零六）。用发音的声调来区别文字，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但音韵学的发展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矛盾，因为同音而又同声的字有许多，所以必须同时用“目治”，这也是中国文字没有能改用字母拼音的主要原因。同音字之多是中国文字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以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曾用同音字做了一个游戏，他作《施氏食狮史》一文，让他的美国弟子读释。此文是：“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试释是事。”这九十四个字，若不靠“目治”而只靠耳闻，可能很难明白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很熟悉的北戴河孟姜女庙的一副对联，是利用一字多音的特点组成。其上联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下联是“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这副对联虽然字数不多，但没有一定中国文化修养的人也是难于读释出来的。

3.就字义说，由于汉语的“语位”未必全部都是单音节，所以语、文之间，往往不能相应。就是在单音节中，也还是存在着一字多义或一义多字的情况，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字寓意深刻的特点。特别是转注与假借两种“造字”原则，使汉字具有引申、譬喻的多析性。一个字通过引申，可以增加它的含蓄性，并使内涵深远。这种情况往往增加读释的困难，特别是在释的方面。如“道”字，本意为“道路”，但它同时可引申为法则、规律、原则、道理、道义、道术、道德、学说及思想体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上下文义来了解和把握字义，而不能望文生义。这种以字形标义的文字与西方的字形标音的文字相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4.从中国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综合考察，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观念及生活等，甚至在文字中渗透着深奥的哲理。如前面提到的“武”字，为“止”“戈”二字合体而成，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造字时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勇武的表现，不是侵略与征服，而恰恰相反，是对战争的制止，这表明了中国古人对和平的追求以及在武力勇敢等方面的价值标准。又如“怒”字，是“奴”“心”二字的合体，人失去理智，就会变成内心感情的奴隶，这种造字的动机，亦可反映对心、性、情、理的基本看法，表明中国古人对内心平和的追求以及在伦理、修养等方面的价值标准，而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相协调和同步的。

【注释】

[1]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载顾颉刚等主编：《古史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2]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载《胡适文集》第十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3]同上。

[4]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载顾颉刚等主编：《古史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5]参见田昌五：《关于尧舜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6]参见萧萐父：《古史祛疑》，载《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

[7]参见田昌五：《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8]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7页。

[9]唐兰：《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载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

[10]唐兰：《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载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

[11]《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考古》1963年7期。

[12]参见萧萐父：《古史祛疑》，载《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

[13]参见田昌五：《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www.xing528.com)

[14]参见田昌五：《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15]《从辽西考古新发现访问考古学家苏秉琦》，《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4日。

[16]参见唐兰：《中园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载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萧箑父：《古史祛疑》，载《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

[17]唐兰：《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载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

[1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1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1页。

[2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21]同上书，第139页。

[22]参见冯天瑜：《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23]同上。

[24]参见李长付：《中国文化起源与世界文化移动之研究》，《东方杂志》第34卷1期，1937年1月。

[25]步达生：《甘肃史前人种说略》，载《甘肃考古记》附录，中国地质调查所印行，1925年。

[26]汉语因汉族得名，汉族因汉朝得名，因此严格说研究中国秦汉以前的语言不可称汉语。但它已成为现代学者的习惯称谓，故我们通称汉语。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

[27]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7页。

[28]参见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辅仁大学1946年印行，第92页。

[29]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6页。

[30]参见唐兰：《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载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