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融合：多民族共同体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它已逐渐融合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个内部包含有众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因此，本节所讨论的问题，是作为国内各民族融合体的中华民族的构成与融合问题。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人类早期出现的氏族，是在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联结起来的从事社会生产的共同体。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生产共同体的原始氏族逐渐扩大，结成氏族联盟，形成比单一氏族更强大的部落。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使原始公社制崩溃，不同氏族和部落的人们混合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于是又产生了地域性的部落。随着国家的出现，这种地域性的部落便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转由国家来管理。这时，它已不是按照人们的血缘关系，而是按照人们居住的地域来实行管理。几乎在部落转向国家的过程的同时，血缘关系群体和语言相近而又居住在同一地域的各个部落实行联盟，形成了部族。这个部族即是古代意义上的氏族。再经过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古代民族（部族）遂逐渐演变为现代民族。

因此，“中华民族”乃是现代意义上反映中国境内多部族融合体的“共相”概念，它已不再是国内任何一族的扩大或代称。

现代学者在解释“民族”的意义时，越来越倾向于从文化角度来分析。英国学者巴克认为，种族是一种血统的、体质上的现象，而民族却是一种传袭的、文化上的现象。前者是体质上的共同类型，后者是文化上的共同模式。这就是说，在我们探讨中华民族的历史成因时，要看到“种族”的因素，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民族”的因素，即在历史过程中经过各部族的长期努力所共同造成基本相类的思想、情感、意志和心理等文化模式（当然，不排除少数民族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传统，但这只是同中之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乃是经过几千年的时间，融合了许多种族及其思想、情感、习俗、心理和意志而形成的民族。

就种族的因素来说，虽然还不能直接追溯至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但两三万年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的人骨遗存，可以说代表了一个由现代的黄种人的祖先组成的“家庭”则是没有疑义的。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解剖学教授步达生曾就周口店附近发现的一具完整的头盖骨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与爪哇、英国、德国所发现的人类遗骸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他又把辽宁沙锅屯和河南仰韶村发现的遗骸与现代华北人骨及亚洲以外人骨进行比较，发现“沙锅屯与仰韶村的人骨，具有相同性质”，并且“与现代华北居民体质也完全相同”。^[24]此后，他受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委托，将甘肃新石器各文化期所得的人类遗骨做进一步研究，又发现其与沙锅屯、仰韶村的遗骨也完全相似，并且“三组人之体质均似现代华北人，即所谓亚洲嫡派人种”^[25]。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的祖先，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扎根于中国，成为中国土地上的主人。

种族和民族虽然有密切关系，但二者又不能相混。前者是体质的类似而由于血统的遗传，后者是文化的融合而由于社群的结合；前者是人种学或体质人类学重点研究的对象，后者是民族学或文化学重点研究的对象。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民族构成和融合的历史，主要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形成史，因此种族成分在这段历史上，并不扮演重大角色。

从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和中国古史文献的记载看，新石器时代及稍晚时期的中国民族，可以说氏族林立，族类繁多，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势力扩张，各族之间互相模仿，互相通婚，互相战斗，陆续兼并，不断融合，终于产生了一个强大氏族，领导周围的小氏族，并通过建立原始的国家形式，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基础。就传说史料而言，中国民族的构成远在炎、黄、蚩尤时代就已初具规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蒙文通先生著《古史甄微》一书，提出中国上古民族的三集团说。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三大民族集团：（一）海岱民族，处京汉铁路以东，又称泰族；（二）河洛民族，位京汉路以西，又称黄族；（三）江汉民族，位长江、汉水流域，又称炎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也提出与此相近的三集团说：（一）炎黄集团（华夏集团），以炎帝、黄帝为代表，出于西方陕甘黄土高原，后来沿黄河东进，而分布于华北一带，亦即后来华夏族的本源；（二）风偃集团（东夷集团），即太皞（风姓）、少皞（嬴姓，嬴同偃）的后裔。分布于淮、泗、河、洛的东方平原，即后来东夷诸族的所在；（三）苗蛮集团，为南方民族，主要分布在洞庭湖、鄱阳湖之间。蒙、徐二先生的三集团说，虽然存在着一定矛盾和差异，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其共同点是都把上古期中国民族的构成与分布，勾画出一个比较可信的基本轮廓，故被多数学者所接受。(www.xing528.com)

如果对上述三个氏族集团再稍加详解，我们就会发现，它正是按着“氏族—氏族联盟—部落—部落联盟—部族”这样一个进化顺序发展和融合的。

海岱民族或风偃集团，位于黄河下游、黄淮之间的广大区域内。它是由九个以上氏族部落组成的联盟，即所谓“九夷”。《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九夷之中以“风夷”为首。“风”即“凤”，是对鸟的图腾崇拜。东夷民族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太昊（又称太皞，亦称伏羲氏、包牺氏），散居于今山东、苏北一带。太昊衰落后，少昊（少皞）代兴，仍以鸟为图腾崇拜，并以鸟名官。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等五鸟和五鸠、五雉、九扈共二十四个氏族，活动在今山东曲阜、临淄以及安徽凤阳、泗县等地，建立了具有一定分工的部落联盟组织。

据《国语·晋语》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河洛民族或炎黄集团原位于黄河上游，炎帝（亦称神农氏）下有四大氏族，其中以共工氏最为强盛。炎帝沿黄河东走，陆续来到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之处。黄帝族亦从西北方沿黄河北岸东走，逐渐分布于炎帝族北界，即今山西、河北一带。古戎狄各部皆属黄帝胞族。黄帝号有熊氏，以兽为图腾崇拜，有二十五个氏族、十二个胞族。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联盟，产生了族外婚的婚姻形式。炎帝部落中有姜姓，黄帝是姬姓，所以部落的联姻，加速了二者的融合，遂繁衍出世代延续的“炎黄子孙”。当炎帝族东至，遇到黄河下游风偃集团的遏制，双方展开长期的斗争。炎帝在黄帝族的帮助下，与蚩尤（东夷集团的英雄）激战于涿鹿，蚩尤被杀，而东西两系的民族融合也从此大为展开。

江汉民族分布在南方长江流域，是古苗蛮族各部落居住地。因江南湿热多水，故奉帝鸿（即帝江）为祖先，崇拜江神。可能又因湿热之地盛产虫蛇，因此又被称为“修蛇”，即以蛇为图腾。“三苗之居，在彭蠡之波。古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即活动在洞庭与鄱阳两湖周围，直到江汉平原的丹江。向东可能达到江西、浙江；北疆则以大别山与风偃集团为邻；西入伏牛山、外方山与炎黄集团毗连。由于地处偏徼，故与东、西二系民族的接触较晚。直到尧、舜、禹时代，方有接触与融合。但融合的速度缓慢，一直到西周仍有许多风俗习惯与中土大异。到了春秋乃至战国中期，南北文化始进一步沟通，出现了如屈原《楚辞》那样的以南方文化为主，同时吸收北方文化的伟大作品。

中国远古氏族的融合，主要是以上述三大集团为主轴，不断向外辐射，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华夏民族。其间历经唐、虞、夏、商、周两千多年，所谓三苗、九黎、鬼方、昆吾、嵎、莱、淮、彭、蜀、羌、髳、吴、越等族不断的相与融合，迄至秦、汉，乃初步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民族。华夏民族基础的建构，终于完成，而“华夏”或“中国”则变成名副其实的民族表征。其后又经历了两汉、三国到两晋南北朝的南北对峙，通过战争、通商、通婚等活动，与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诸族加强了联系，加快了融合的步伐，使原营游牧生活的北方塞外部落改营农耕，崇尚汉化。及至隋、唐的统一，又加强了同吐蕃、回纥、突厥、契丹、靺鞨、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北部、西部、西南部诸族的交往。唐蕃两次通婚，文成、金城两公主出嫁到吐蕃，是汉文化输入的标志，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象征。至于同回纥的交往联系更具有深远意义，它使广大西部地区的居民，从此参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活动。隋唐以后，宋、元、明、清历朝近十个世纪之久，而各民族间的融合却一直没有停止。

经过几千年的酝酿与融合，现在的中华民族，已是一个由国内诸多民族组成的整体的民族共同体。这是中国各民族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从历史的眼光看，由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主人，它不同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内的民族，有土著与外来民族的区别。中华民族自古便是一个融合的整体，而它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则犹如一条巨流，华夏族的中原文化是它的主干，东北白山黑水间亦渔亦猎亦农的“女真满洲文化”，北方大漠草原区的匈奴、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的“游猎民族的畜牧文化”，西部与西南高原区的西夏、吐蕃、南诏、西藏等“羌藏山岳文化”，是这条主干的三大支流。它们汇合着千千万万潺潺流动的文化小溪，构成一条无限深邃浩渺的文化大流，永不休止地奔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