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与独特优势

中国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一样，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就其自然条件来说，各民族都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这些自然环境完全是客观的，它为塑造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的文化特性提供了内在的物质基础。它的作用如此明显，甚至在同一民族的文化圈内，也由于这些自然条件的不同而多多少少造成文化表征的差异。因此，当我们全面审视和考察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时，也必须了解和把握我们的民族文化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我们不主张把一个民族的文化产生的动因、文化特征、民族性格以及文化的移动等完全归之于地理环境，我们是在充分肯定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力的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前提下来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的。这就是说，一种文化类型的塑造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决定，如果片面地夸大其中某一因素，甚至把它提升到绝对化的程度，就必然走向荒谬。但是，地理环境毕竟给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某种特定的历史舞台。舞台设计的不同，直接影响戏剧的内容、类型和效果。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也正像舞台道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化创造的发展趋向，而且人类社会越接近原始阶段，这种影响力也越大。

中国的新石器时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所以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开始了农业活动。中国早期的农业生产，充分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在仰韶文化区的西安半坡村地窖中，发现成堆的小米；其他遗址如陕西宝鸡市斗鸡台、华县柳枝镇泉护村以及山西万泉乡荆村等地，也陆续发现小米痕迹。这说明，在仰韶文化区内，小米似乎是当时的主要食物。谷类作物耐旱性较强，至今在我国北方的广大耕作区内仍是主要作物。仰韶文化分布区主要是黄土高原。据地质学家的研究，黄土高原的形成多半是由数十万年来从戈壁吹来的黄沙覆盖而成，其土质结构松软多孔，有较强的渗水性，遇到雨水可以像海绵一样对水起保存的作用。水分渗入深处，蒸发缓慢，不仅能长期保存，而且能在干旱的季节由地下经毛细管作用渐渐上升，供给作物根部水分的需要。再加上黄土的风化程度较弱，颗粒中所含矿物质不易流失，具有较强的肥力。因此，早期人类能够利用这些特点，在干旱环境下以耐旱的谷物为食粮，反映了我们先民的聪明和智慧。

和黄土高原仰韶“小米文化”的产生一样，在华东沿海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江汉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均发现人工栽培的水稻。河姆渡文化区分布在浙江余姚市周围，它的自然条件与江汉流域相似，都有低洼湿热的特点，与这种地理、气候条件相适应，产生了“水稻文化”。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起源，是与黄土区域和江汉流域两种各异的气候地理状况相适应，而分别产生了以小米与水稻为主的不同文化，从而奠定了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基础。这也是中国历代均重视农业发展的历史原因。

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均发源于温带，然而农业起源的特征却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利用大河泛滥后留下的沃土，再加灌溉、栽培小麦的农业特征不同，这完全是由于气候、地理环境的相异而导致的差别。黄河冲击的黄土，肥沃度高，原始植被是繁茂的草原，焚烧后用简单农具稍事松土即可耕作，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降雨量一般在500～750毫升，虽不丰裕，却正好集中于植物生长的季节（夏季），故不灌溉也可靠自然降雨而发展农业。至于雨量更少的黄土高原，虽然年降雨量在500毫升以下，但由于泾、渭、汾、洛等诸多河流的冲积，土地肥沃，也可在夏秋两季耕作。但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也有与其他民族的古代文明相通之处，即都是从事于粮食的生产，不像热带地区的农业，最初皆建立在芋、薯等根块植物的果实上。这些富有淀粉的根块植物及果实的营养远不及谷物提供的营养丰富和全面，并且前者的播种、耕耘、收获受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小，而粮食的生产却必须遵守一定的节气，所以人们不得不留心生活规律、四季更替、气候变化以及日、月、星、辰的位置与移动等等，这就促使天文、历法、算术、符号、文字、工具等等得到发明和进步，而产生较高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究其原因，地理、气候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22]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有别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整体地理环境说，按地理环境的差异人类可以粗略划分为大陆民族与海洋民族。^[23]典型的海洋民族国家，人们生活的空间相对比较狭小，利用海洋漕运之便，往往商业比较发达，人员交往和流动也比较方便。又由于内地活动空间有限，回旋余地不大，故容易造成向外拓展的动机。中国整体地理环境的格局恰与海洋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反。其主要区别是：(www.xing528.com)

第一，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阻隔，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退路可供回旋。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第二，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贯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些都可以说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其他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世界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第三，中国的气候，也影响文明拓展的方向。古代巴比伦、埃及、罗马、印度等文明都发源于暖温带而逐渐向寒冷地带发展，中国则相反。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雨量由东南至西北递减，而地势由东南至西北逐渐增高，多数河流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注入大海，这种自然条件，往往决定收获的丰歉，再加上南暖北寒的气温，造成南长北短的农作物生长季节，这些条件对农民的垦殖发生吸引，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

第四，中国人口众多，早在秦汉时期就拥有六千万人口（参见《汉书·地理志》），而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这样不得不使农民在所分得的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对土地做最经济的利用。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虽然忙碌辛苦，也仅能糊口，这便养成了安土重迁、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对他们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离开或失去土地就意味着贫穷与死亡。这种经济上对土地的依赖，反映到民族心理上则表现为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厚情怀。这种文化特色，形成中华民族最大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