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成与发展阶段：中国文化通义

国家的起源和构成问题与奴隶制形成有密切关系。考古发现已基本证明，我国古代的史前三大文化区（海岱文化区、河洛文化区、江汉文化区）早在距今五千至七千年前即已确立了父权制，产生了私有制，走到了阶级社会的门槛。但从原始社会瓦解到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复杂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历史学家们对我国史前史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其中对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分期问题有许多新的看法，这对研究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的奴隶制社会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其延续的时间要比封建社会长得多，因此要弄清它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必须划分几个阶段。就上述三大文化区内私有制发展的情况看，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正是部落与部落联盟之间矛盾消长、斗争融合的过程。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的奴隶制时间很长，可划分为前、后两期或初、中、晚三期。^[16]据已故唐兰先生的意见，初期由奴隶制的开始，经过奴隶制国家的建成和昌盛，即太昊、少昊、炎帝、黄帝时期；中期是由黄帝发展到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时期；晚期是夏、商、周三代，即奴隶制社会由极盛到衰颓、没落乃至崩溃的时期。^[17]我国奴隶制形成初期，黄河流域两大文化区（海岱文化区、河洛文化区）内的各主要氏族同时跨入奴隶制，并通过各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联盟、兼并、融合而逐步形成了国家。许多学者认为，揭开这一历史序幕的是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连环战争。经过三次较大的战争，最后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各部落。因此围绕以炎帝、黄帝、蚩尤三个部落集团间的征战为轴心，展开了中国奴隶制形成的前期阶段。

第一次战争，据《世本》《史记正义》和《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以及《淮南子》等文献记载，发生在蚩尤和炎帝部落的共工之间。共工氏当时为了发展农业，大力治水。“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空桑，地名，在鲁。”），这是说，共工氏把水放到黄河下游，危及下游地区利益，于是代表黄河下游利益的蚩尤便率军与共工大战。由于蚩尤首先发明冶铜技术，“以金作兵器”，“造立兵仗、刀、戟、大弩”，所以打败了共工。共工“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绝”，表明战况激烈。炎帝部落失败，乃求助于黄帝，于是发生了第二次战争——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涿鹿之战”。

据《逸周书·尝麦解》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黄帝战胜蚩尤后，“乃命少昊请司马乌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少昊，又名质，即《左传》郯子所说的“少皞挚”。他受黄帝之命，代替蚩尤继续统治少昊这个部落，一直到颛顼兴起以后才逐渐衰落下去。

“涿鹿之战”的胜利，加强了黄帝的实力，黄帝一跃而为盟主。但争夺盟主地位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由于“炎帝欲侵凌诸侯”，直接威胁到黄帝的盟主地位，于是黄帝又与炎帝展开了“阪泉之战”。黄帝经过“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的认真准备，终于“三战而得其志”，“五十二战而天下服”（《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各部落。

氏族部落的征服战争，导致了国家的出现。因为“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18]。因为战争是一种通过暴力而进行的强迫性手段，这是“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19]。再加上战争的空间十分广阔，以“涿鹿之战”为例，蚩尤统治的地区在今山东曲阜一带，而“涿鹿之野”却在北京西郊，在这样广阔的空间进行战争，其复杂和激烈程度远非氏族部落之间的械斗可比，“因此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的工具来管理”^[20]。奴隶制国家正是在这种战争时势逼迫下，由氏族制度的机关转化为国家机关的。黄帝时代正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时代。《商君书》曾区别“伏羲、神农，教而不诛”，而“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史记·五帝本纪》亦称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里的左右大监、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都是黄帝时的官名，并存在以云名官的制度。这表明，黄帝时期，已初步具备了国家形式，标志着氏族机关已转化为国家机器，“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21]。(www.xing528.com)

中国奴隶制中期是从颛顼到尧、舜、禹时代。颛顼即高阳氏，属东夷部落集团的一支。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代黄帝而为部落联盟首领。“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颛顼以政权为力量，企图统一各部落的宗教信仰，建立了“司天”“司地”的职官，并且“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为民，洁诚以祭祀”（《大戴礼·五帝德》）。把自然宗教转化为人为宗教，在战争手段之上又增加了宗教教化的手段，健全并发展了黄帝以来比较原始而简单的国家形式。

从颛顼到尧、舜、禹，中间经过更加艰苦的征战和复杂的权力争夺，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奴隶制国家。《尚书·尧典》和《淮南子·本经训》记载，帝尧在艰苦的征战过程中，“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并先后征服了以凿齿、九婴、凤鸟、太阳、长蛇、野猪等为图腾的部落。随着奴隶制国家权力的集中与增强，统治阶级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一点一直被儒家所隐讳。根据文献的记载，在尧和舜、舜和禹之间都曾展开过激烈的政治斗争，绝不像后世所宣传的“禅让”那样轻松美好。《竹书纪年》称：“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韩非子·说疑》也说：“舜偪（逼）尧而得天下。”禹治水九年成功，形成了自己的强大势力，于是逼舜出走，舜死于苍梧之野。禹即位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征伐三苗的战争。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奴隶制王国的经济、政治、礼乐、刑律、文教等各项组织制度，强化了奴隶制国家，实现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政治统一，与此相适应，也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文化。

由颛顼、尧、舜三代所惨淡经营的奴隶制国家，至此进入了发展时期。禹治水成功，征服三苗后，两次大会诸侯于塗山。后来又“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已显示出奴隶制王权的专制权威。同时，“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敷下土方”（《诗经》）、“任土作贡”（《尚书·禹贡》）、“颁夏时于邦国”（《竹书纪年》）、“而作禹刑”（《左传》）。即同时开始规划区域、制定贡赋、颁布历法、创立法度。其统治区域已“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从此开始了夏、商、周相继的统一奴隶制王朝的繁荣发展时期。

综上所述，从炎、黄之际到夏王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制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年代约在公元前三十至前二十二世纪。直到公元前七至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才开始瓦解，封建制逐步形成。从我国奴隶制的产生、形成到衰亡，大约经过了三千年，是一个自本自根、多源汇合、独立发展的完整过程。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完善，为后来封建制的秦汉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以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与滋长提供了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