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源头：多种文化的汇合

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起于何地，始于何时？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学者论中国文化的起源，多以“中国文化西来说”立论。法国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拉克伯里专门著有《中国古代文化西源说》（West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西亚细亚，从而断定汉族为巴克族（Bak）。他认为上古的汉族即巴克族，经过中国的西北，渐次侵入中国。所谓Nakhunte即Nai Hun Ti（黄帝）是巴克族的一个酋长，率其族人，经中亚入中国西北地区，至黄河南折，建立部落，并死于甘陕交界之地。拉克伯里把黄帝、神农氏、庖牺氏等均说成是巴比伦人，其目的在于论证中国古代文明源于西方。1920年至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聘请瑞典人安特生对华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他根据所获得的资料，系统地提出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是由中亚和南俄罗斯移入的欧罗巴文化。在其所谓的根据里，仰韶村出土的陶器，与欧洲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器相一致，并且与中亚的安诺、北部希腊，以及加里西亚、特里波里等地区的彩陶分布相一致，由此得出中国的仰韶文化乃是欧洲经中亚传入中国的。此外还有美国学者亨廷顿、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也都在同一个意义上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

与此同时，“五四”时期出现了与封建“泥古派”相对立的近代疑古思潮。胡适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应以《诗经》为最早文献，主张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2]，“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3]。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即是把西周末年（公元前八世纪）作为“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并宣称应该首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4]。在胡适影响下，以顾颉刚、钱玄同、罗根泽、吕思勉、童书业等人为代表在学术界掀起具有重要影响的疑古思潮。在历史文化的起源上，他们断定殷周前的古史都是春秋战国时的学者为了论证其政治主张而凭空编造出来的。因此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物，如“三皇”“五帝”等均属神话，甚至连夏朝的存在也都予以否定。这样，司马迁在其《史记·五帝本纪》中，对先秦以来关于中华民族源头的种种看法所作的记述，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向后推迟了两三千年。因此“炎黄子孙”“五千年中华史”等传统的说法发生根本动摇，而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问题更陷入鸿蒙迷离之中。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间中国考古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猛烈地冲刷着“欧洲中心”论所鼓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疑古思潮所断定的中国古史上限也逐渐被否定或重新修订。

中国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是从原始社会中缓慢地孕育出来的。然而，原始社会的许多因素，又以这样或那样改变了的形式，掺杂在文明社会中，因此造成了二者在时间上难以断析的复杂而困难的局面。司马迁在其《史记·五帝本纪》中也因这种困难而对他那个时代就流传着的远古传说持一种犹豫的态度。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尽管如此，他还是为“五帝”作了本纪，并且认为“其所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司马迁的这些说法，向我们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以儒家典籍《尚书》为代表，主张中华古史始于尧舜；而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以及与孔子同时或稍晚的许多学者，包括孔子门下的左丘明、汉初经师等，不赞成孔子断自尧舜的说法，而是认定中华古史应从炎黄开始。在《管子》《墨子》《商君书》《庄子》《左传》《国语》《韩非子》《世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中国古代文献中，都有如此记载。这即是司马迁说的“百家言黄帝”。但由于在这些文献中，对“五帝”的记载其说不一，世系上又有许多矛盾，遂使后世学者增加了对它的怀疑，如宋代的郑樵、王柏，清代的姚际恒、崔述以及近世顾颉刚等人，都对“三皇”“五帝”的传说进行了批判，从而认为“东周以上无史”，因此更无所谓“三皇”“五帝”。现在看来，随着地下考古的新发现，“疑古派”对古史的怀疑本身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因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虽然“三皇”“五帝”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并且不能排除有些是后世的引申或增益，如帝、皇等称号显然为后世所加，但这些称号却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远古的中国大地上存在着许多氏族部落，所谓“三皇”“五帝”多是部落神或部落称号。它们所以被记载下来，是因为这些氏族部落的一部或全部通过较长时期的相互融合而产生了共同的部落和共同的文明，它们因而也就成了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和华夏文明的开拓者。^[5]

根据考古学所发现的地下资料，从旧石器时期的“元谋猿人”遗址到新石器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的成果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祖先经历从猿到人、从原始群落到阶级社会循序演进的历史过程；同时证明了我们的祖先在亚洲东部广阔平原上创造我们民族文化，开始是多源、多方位、多根系的。

就地质发掘，可追溯到中国旧石器时代。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元谋猿人，活动在云南地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此后有陕西蓝田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广东马坝人、宁夏河套人，以及北京人等。其中蓝田人和北京人距今有五六十万年，长阳人、丁村人、马坝人、河套人距今有一二十万年。考古发现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经历了“猿人”和“古人”阶段后，又进入了“新人”阶段。距今约五万年的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北京西南郊的山顶洞人便是“新人”阶段的代表，其中尤以山顶洞人为典型，他们的体质、体形与现代中国人基本相同。从以上地质发掘中出土的尖石、圆石、骨针以及人工取火技术等判断，那时我们的祖先已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开始形成。^[6]

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终年累月恓恓惶惶地与大自然搏斗，昏昏闷闷地渡过了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由于时代遥远，加之资料的贫乏，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详情。只有历史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国古老文明的曙光才开始展现在中国大地上。它通过先民胼手胝足地奋斗，使这一文明在距今一万年内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遍布全国各地，据考古学的统计已超过七千处之多，有些是比较典型的遗址和墓地，其中以仰韶文化的半坡、姜寨遗址最为典型，距今约七千年。

仰韶文化的年代与分布，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古羌人的文化遗存。特别是陕西半坡遗址是一个集体居住的村落。村中有很多贮存粮食的地窖，宽2.7米，高1.8米，在这些地窖中发现成堆的小米，这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谷物栽培纪录。有小米贮存的现象，反映出当时原始农业水平的提高与剩余生产品的存在。此外还有复合工具、弓箭、各种陶器以及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据有些学者的考证，这些刻画符号乃是具有原始文字意义的重要表征，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端的重要标志。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姜寨遗址中，发现大批墓葬。从已挖掘的这些墓葬的随葬品来看，当时已产生了极大的贫富差别。有的随葬品极其丰富，有的则一无所有，这说明当时个体家庭私有制的存在。特别是大批陶文的发现，表明距今五千年前河洛地区已进入中国早期农业文明。与此相适应，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也发现大批人工栽培的籼稻，经碳-14测定，距今约有七千年，是世界已发现的人类最早水稻栽培纪录。同时还有骨刺和木制的水稻种植工具、原始纺织工具、榫卯结构的建筑以及作为艺术欣赏品的小陶猪等。这些重大发现，证明仰韶的“小米文化”并非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唯一代表，较河洛地区湿热的江浙地域也已孕育出不同于仰韶“小米文化”的“稻谷文化”，这也证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源性。(www.xing528.com)

在仰韶文化之后或与仰韶后期相重叠的大汶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端的又一明显标志。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在山东和苏北广大地区，距今约六千年。目前已经发掘的遗址有两百多个，墓群两千多座。从发掘的这些遗址看，大汶口文化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在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石玉工具，如石铲、石斧、石刀、石锄及玉铲等，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在遗址中还发现有成套的酒器，说明当时酿酒工艺的出现以及剩余粮食的增多。出土文物中还有象牙雕刻、硬质白陶、薄胎磨光黑陶以及镶嵌精美的用具和装饰品等。这些出土文物说明，当时除农业外，还产生了手工业。

从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随葬品看，贫富差别较仰韶文化更为鲜明。有的墓葬狭小简陋，随葬品极少；有的则比小墓大几十倍，随葬品达一百八十多件。^[7]这些墓葬的差别，正反映出当时财富的差别，说明当时财产开始集中于氏族内部分化出来的少数贵族手中。这种私有制的出现和财产集中的现象促使中国古代文明向前发展，终于导致恩格斯称之为“激进的革命之一”的家长制的兴起。

父权家长制的明显标志是男尊女卑。在大汶口墓葬中，有的墓中一男子仰卧而女子则跪在旁边，有的墓中两女子屈肢面向中间一男子。在大汶口发现的八座男女合葬墓中，经过鉴定的四座均为男左女右，随葬品也是男方多于女方。显然男子处于主人地位，而女子处于屈从地位。这种男主女从的墓葬形式，说明大汶口文化已处于父权家长制阶段，其家庭形式至少已处于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而且明显表现出贫富的差别甚至奴隶的存在。大汶口文化贫富分化的现象是中国文明开始的征兆，它预示着中国文明社会即将到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而随着父权家长制的出现，“我们便进入了成文历史的领域”^[8]。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已发现特有的符号，古文字学家考释的结果，大都认为是文字。实际上在比这更早的半坡遗址中，就曾发现不少陶文。在江西、山东、青海等地也发现了大量陶文。大汶口的陶文，“既不是符号，更不是图画与纹饰，而是很进步的文字，是殷周时代文字的远祖”^[9]。它虽不如半坡遗址陶文的数目多，但形状结构已有一定形式，与殷周文字有较多的联系，这表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继承关系。据唐兰先生的说法，“从大汶口陶器文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黎明”^[10]。大汶口文化基本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南岸和淮河北岸之间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时间延续两千年之久。其早期遗存，经碳-14测定，距今5785±105年^[11]；在公元前三千多年进入中期，明显地出现贫富分化、男尊女卑等社会现象。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大汶口文化完成了向典型的龙山文化的过渡。从其活动的历史时代和地域空间以及发展状况看来，恰与古文献中东方夷人诸部由太昊经少昊、蚩尤到挚的记载相吻合。^[12]

大汶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是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各种类型。目前较一致的估计，它存在于公元前三千年到两千年之间，延续了一千年左右，这和《竹书纪年》所记“自黄帝至禹三十世”正好相当，距今约五千年。^[13]其中的中原龙山文化反映出中原地区多种文化的相互融合，因此它是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不同类型的文化，是史前大融合后出现的繁荣景象，标志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并以此为中轴繁衍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源流。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向我们揭示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从发掘的大量的耜、锄、铲、蚌刀、蚌镰等农具看，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普遍的提高。农业的发展带来畜牧业的繁荣，在龙山文化的墓葬中随葬的猪头有的多达六十八个，家畜的繁殖成为积累财富和发展私人占有的重要手段。龙山文化中除原始瓷器、玉器、编织品、纺织品都较前大有发展外，突出的是冶铜术的普遍使用。山东胶县出土的铜锥，碳-14测定为距今四千三百年，而同期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已有铜斧、铜刀、铜凿等工具及环形片状的铜制装饰品，这说明冶铜技术的普遍化，并且多为青铜器，说明经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已从红铜、黄铜进入青铜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在龙山遗址的墓葬中杀殉奴隶的现象随处可见。如属中原龙山文化的邯郸涧沟遗址中有两个葬人的圆坑，其中一个叠放着十具尸骨，均为男性青年和五至十岁的儿童，有的头骨上有被砍伤的痕迹。另一个圆坑中放着五具尸骨，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还有人兽合葬、无首、腰斩、猪头祭祀葬等，这些非正常的死者作为一种显影剂，标志奴隶社会已经来临。^[1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辽西红山文化的遗存，包括五千多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塚群地、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以及大批珍贵文物等，向我们揭示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5]。由此推断该处五千年前已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根据以上考古学的发掘，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至七千年前，这与我国古文献中记载的从炎黄到尧、舜、禹时代史迹大体相符，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是一种荒谬无实的说法。中华远古文化是本地起源的，而且就中华本土说，它又是多源、多根系，而非一源单根系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乃是在中国广袤土地上多种文化源头的汇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先民的创造，共同融合成丰富多彩的华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