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与张元济的交往在《洪山文史·第26辑》中详述

范　军

六七年前，笔者当时供职的华中师大出版社召开了一个出版座谈会，议题是关于《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周洪宇著）一书的。参加座谈的专家中有湖北省图书馆的副馆长徐力文女士。会下和徐馆长等几个朋友一起谈及当年的文华图专，谈及与文华图专有过直接关系的徐馆长的祖父、一代藏书大家徐行可先生，大家多有感慨。当时就想写点与徐老相关的文字，但因忙于杂务，迟迟没有动笔。一晃到了2019 年，恰逢徐行可捐赠藏书、文物60 周年，才旧事重提，翻检资料，最后把题目锁定在作为藏书家的徐行可与作为出版家的张元济二人的交往上。

说起近现代出版巨擘张元济，人们都已经比较熟悉了。而对于徐行可，除了图书馆学界能叫出他名字，知晓他事迹的人着实不多。其实，徐行可在中国现代藏书史、文化史上也是作出了突出贡献、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人杰。他也刻书，但主要以藏书闻名于世，且与以出版著称的张元济还有不少的交往。两个文化名人，其交游便始终围绕“书”而展开。我们这里梳理一下徐、张二老因访书、读书、藏书、抄书、校书、刻书而形成的书来信往、相互沟通。这种纯粹以书为媒介、以书为目的的交往，令人感动和怀想。

徐行可，名恕，字行可，以字行。他是湖北武昌人，祖籍黄陂（现已划归武汉市），出生于1890 年。徐家在晚清民国时期算是武汉的大户人家，在三镇都有多处商铺，家境殷实，十分富足，这也成为徐行可后来从事藏书事业的坚实基础。徐行可幼年师从黄陂刘凤章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这位刘先生也是一代名流，曾经担任过有“黎黄陂”之称的黎元洪大总统的秘书，还曾在当时著名的武昌高师任教过。徐行可此后的经历，徐孝定《大藏书家徐行可事略》一文（见《武汉文史资料》1994 年第2 期）有这样一段文字：

17 岁留学日本，次年以弟丧归国，自此之后，学无常师，市书自学，且购且读，寒暑不辍，遂得遍滥群籍，探赜抉微，悉摒禄仕声利，清以自居，以聚书读书为乐事。自题其书斋曰“箕志堂”“知论物斋”等，学、行为海内宗仰。

出生于富商巨贾之家的徐行可没有走经商赚钱、发财致富的老辈之路，也没有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向仕途上去谋求一席之地，而是选择了“为书籍的一生”，一辈子孜孜以求地访书、购书、读书、校书、抄书，始终以聚书为乐，成了一代藏书大家和著名文献学家。他虽然先后执教于武昌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北京的辅仁大学、中国大学，但时间都不长，且具有“客串”性质，其主要心血和毕生精力都用在了藏书事业上。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徐行可在民国时期与一些著名学者如章太炎、黄季刚、陈汉章、熊十力、傅增湘、杨树达、马一浮、郑振铎、徐森玉、卢前、陈乃乾、陈三立并其子寅恪都有交往，有的还是过从甚密的好友，切磋学问，相互砥砺。他又向著名藏书家徐乃昌、明伦等学习目录版本之学，并学有所悟，研有所得。黄侃（字季刚）在《徐姻伯母魏太夫人六十生日献寿文》中，称徐行可“谦恭密栗，温厚近人，以是声气广通，所交多当世知名士”。李露《藏书家徐行可交游初考》（载《华人文化研究》2017 年第4 期），初步考察了徐行可的交游情况，主要包括他与刘凤章、熊会贞、张元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六人的交往，但均较为简略。

徐行可与一代出版巨擘、文献学家张元济的交往，同样也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和事业基础上的。翻检《张元济全集·第3 卷·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注意到内收“致徐恕（行可）”14件。仔细阅读这些信函，可知二老的书来信往至少在20 年以上。收在集子里的第一封书信写于1929 年，最后一封信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2 年。张元济致徐行可的首封信原文如下：

前月萱闱大庆，寄呈小诗，愧不能尽颂述之意。昨诵手书，复蒙齿及，弥以为惭。赐下抄本《归田类稿》周氏刊本，从未见过。涵芬楼并抄本无之。得此至堪珍重。拜领谢谢。贵省复有兵事，不致惊及琴书否。念念。

十八年三月卅一日

从这封信来看，在上一个月，也就是1929 年的2 月，张元济还给徐行可寄过一首小诗，当是为徐母祝寿之类的事所作。所谓“萱闱”，亦作“萱帏”“萱堂”，代指母亲。在中国的文化意象里,萱草代表母亲和孝亲。这一年，徐行可是虚岁40 岁，而张元济已年届63 岁，二人是名副其实的两辈人，亦师亦友，可谓忘年之交吧。为了表示对张元济的感谢，徐行可送给张元济《归田类稿》周氏刊本的抄本。这是一个珍稀的古籍本子，张元济都“从未见过”，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此前也没有收藏。可见，其交往总是离不开书籍的。说两人以书会友，交情始于书，终于书，一点都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张元济24 年后写给徐行可的、收在《张元济全集》中的最后一封信：

行可先生通鉴：曩者日寇肆虐，抗战军兴，宇内扰攘，音问遂绝。新国肇建，弟曾至京一行，稍贡刍议。归后未久，即患偏中，左肢不仁，举动需人扶掖，缠绵床席，殆将三年。然每展阅《彭茗斋集》，未尝不眷怀左右也。近奉上月十九日大函，并蒙惠赐华文祺译《死之研究》，至深感谢。旧籍消沉，散失无数。先生劝公家收购万余斤之巨，保存文物过掩胔埋胳之仁，此诚为儒家盛举，钦佩之至。宋不全本《宛陵先生集》，毛抄《稼轩词》景印有年，莫由寄奉。今承齿及，谨各检呈一部，《梅集》六册，《辛词》三册，奉呈清览。邓广铭似系时人。其注本未得寓目，无意应命，惭歉之至。大作《寿蠲叟诗》，刻意宗尚，审为底稿，读过仍以缴还。倚枕作答，倩人代书，至祈鉴宥。敬颂著祈不备。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六日发

1952 年，张元济已是86 岁高龄，因中风卧病好几年了。从这封回信中可知，徐行可不仅给他写了信，还寄赠了图书，并呈上个人未刊之诗集以求教；君子来而无往非礼也，张元济对来信所问一一作答，同时回赠了数册珍贵古籍的影印本。这封回信信封地址栏内原注：汉口黄兴路华实里三号，应该就是当年徐行可在湖北武汉的住处。张元济复信中专门提及的《彭茗斋集》，毫无疑问是两人学术友谊的一段故事、一个见证。徐孝定《大藏书家徐行可事略》说：

徐氏访书，不仅在求而藏之，如有珍本古籍，批校、稿本，必求能使之多有副本以广流传。如纪昀手批《史通训故补》，黄丕烈批校并手跋之《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人多有趋录者。又如张菊生辑印《四部丛刊》时，徐氏亦出所珍藏以供影印，《丛刊》中《容斋随笔》之《随笔》、《续笔》残宋本，《敬业堂集》之原刊本，《续编》中《茗斋集》之诗集稿本，均系徐氏旧藏，书中钤印有“为刊目录散黄金”“曾归徐氏疆誃”“江夏徐氏藏本”等藏书印信。

可见，张元济当年辑印大型古籍项目《四部丛刊》之时，曾得到徐行可的大力支持，其中最重要、最难得的本子就是《茗斋集》之诗集稿本。茗斋主人姓彭，故书名也称《彭茗斋集》，查询资料可知，该集计七种，二十三卷，附《明诗钞》九卷。明末清初彭孙贻(生卒年不详)撰。彭孙贻字仲谋，海盐(今属浙江) 人。他年少时即以博学名噪一时。清兵南下，其父彭期生殉难，孙贻求父尸骨，颇为时人称道。入清后不问仕途，寄情诗文，兼记明代掌故。辛亥革命后，其著作才渐渐流传于世。其论著有《山中闻见录》《流寇志》等。《彭茗斋集》七种为《茗斋诗》十七卷、《茗斋诗余》一卷、《茗斋百花诗》一卷、《茗斋诗补遗》一卷、《茗斋杂著》一卷、《彭氏旧闻录》一卷、《太仆行略》一卷、附《明诗钞》九卷。原来这个彭茗斋与张元济还算浙江海盐小同乡，故张在给徐行可信中称“鄙邑彭茗斋先生”。为了出版内容完备的《彭茗斋集》，张元济四处寻访十多年，最后终于在徐行可那里得到补充和完善。为了这套诗文集的影印，张、徐交流达十余年之久。

为《彭茗斋集》的影印出版，张元济与著名学者朱希祖多有探讨。1926 年12 月4 日，张元济致朱希祖信中写道：“又武昌友人得《茗斋诗稿》，允借观。前借去之各册盼寄还，便比对。”1927 年2月27 日，张再致信朱希祖，谈《茗斋集》（见《张元济全集》第1卷）甚详：(www.xing528.com)

……《茗斋先生诗稿》近已由友人寄到，凡十二册，的系先生手写。中有先生名号印记数方。兹抄呈清目一纸，敬祈察核。第一、第四、第九、第十、第十一诸册及第七册之前半、第八册之后半，均为我处所无；而我处残本之第九册，又为彼中所缺。适可补入。惟尚缺庚子至癸卯四年之作。全书除吁上鉴外并无序跋。按先生生于万历乙卯，王防孙亭为先生撰传，称其博闻才辨，名噪一时。启祯之间，三吴文社邀执牛耳，不应至廿七岁始有诗。恐以前尚有所缺，但都不敢断言。客舍偶闻先生族孙晫跋，已不获见全集。我辈生数百年后竟得先生写定之稿十分有九。往年印《四部丛刊》时弟极思以葛氏抄本列入，以无序跋，遂尔中止。今正编辑续集而此稿适见于世，不可谓冥漠中无呵护之灵。此实有可印之价值。惜所缺去四年，一无序跋，故踌躇不能决，未知先生何以教之。葛氏一部记是分体，不知有可补入者否？前寄呈抄目一分，又另有先生诗抄本一册，统祈掷还，以便检讨。《诗余》一册与别下斋刊本比对，完全相同。但原稿次序零乱，似是未定之稿。既有刊本，将来即列入《丛刊》，此亦可以不印矣。

由上可知，张元济对这位乡贤的《茗斋集》倾注了许多心血，本来早就想收入《四部丛刊》影印的，因为种种缺失，现在有了徐行可抄本来弥补，收进“续编”才正当其时。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涉及“1927年2 月”时记述有：“是月得徐恕让售彭孙贻《茗斋集》手稿本。‘武昌徐行可友余有年，喜蓄书，闻余欲辑先生诗，乃以其手稿十二巨册至，则正余族祖所欲借抄而不得者。行可语余，是由海宁羊复礼携至鄂中，展转归于其家。余久识先生书，信为真迹，喜可偿续成全集之愿。请于行可，行可亦以余志为可与也，以其书归于余。’”《长编》注明张元济的这段文字见于他1934 年手稿本配刻本、抄本《茗斋集》跋语。笔者查询，它与《张元济全集》第10 卷“古籍研究著作”中的《手稿本〈茗斋集〉跋》略有出入，兹据《全集》抄录于此：

茗斋先生博学能文，于学无所不窥；著述甚多，然多不传。……鄂友徐君行可喜蓄书，知余欲刻先生诗，语余有是稿。余请携至海上，展视，则即先生手钞定本也。行可谓得自宦游鄂中海宁羊复礼许，余请以六百金为酬。行可许之。顾犹未全，补以余先所得传钞本，犹不足，则借余亲家葛君词蔚所藏先生诗十余册，按年辑补，又得诗四百余首。虽云未备，然所阙当无多矣。至是汇辑先生诗词、杂文凡得二十三卷，因印入《四部丛刊续编》中，今以通行海内，亦可稍偿吾春溪公未竟之愿矣。

好事多磨，张元济为此还专门访问彭氏后人。劳心劳力，《茗斋集》的影印从酝酿到正式推出前后经过了七八年时间。直到1934 年该书终于问世，张元济在这年给徐行可写了这样一封信，原文如下：

行可先生阁下：契阔经年，伏维起居纳福，定符下颂。鄙邑彭茗斋先生遗稿，前承割爱见让，感不能忘。弟又辑得若干卷，仍不免小有残阙。顷刻列入《四部丛刊》续编出版，谨呈一部，伏乞莞存。茗斋先生行谊卓绝，其诗词尤极美富。赖贤者护持，得不湮没。倘蒙赐序，尤得阐扬。临颖不胜瞻企之至。专此布谢，兼贺岁禧。

弟张元济顿首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1934 年12 月30 日，也就是给徐行可写信寄书的次日，张元济没有忘记给为《茗斋集》影印出版作出贡献的朱希祖。他在致朱信中写道：“逖先先生阁下：《茗斋集》顷已出版，谨呈一部，伏乞莞存。匆匆，不多述。敬贺岁禧，兼颂俪福，阖潭均吉。”朱希祖，字逖先。真是君子之交不离书，文人来往皆雅事。

徐行可与张元济的交流无不以古籍为媒，除了这部《茗斋集》，还有《鲒埼亭集》《水经注》等，背后皆有故事。1921 年5 月28 日张元济致信商务印书馆同事和助手孙毓修说：“前徐行可借来抄本《鲒埼亭集》比刻本如何？有佳处否？现有人持来求售，乞示进止。”大约1936 年初，张元济致信徐行可写道：“承示《法帖释文考异》原刊本二册，贵友陈君手校《三辅黄图》一册，均已递到，具感盛意。王虚舟《阁帖考正》鄙馆先已出版，顾氏《释文考异》正可并行不悖。既蒙指示，谨当接续印行，可收相得益彰之美。拟即加入《丛刊》三编，以副嘉惠之意。校本《三辅黄图》亦拟留读，俟前书照竣，一并奉缴。”（此信不完整，故无准确日期。）

徐行可和张元济共同支持《水经注疏》的出版，更是成为一段书林与学林佳话。对此，童恩翼《徐行可学行述略》（载《图书情报论坛》2012 年第4 期）一文论述得甚为详细：

《水经注疏》四十卷，是近世著名历史地理学权威杨守敬（1839—1915）与其弟子熊会贞（1858—1936）两代学人倾其毕生心血，用半个多世纪光阴接力完成的学术巨著。此书撰写过程中，特别是杨氏逝世之后，徐行可给了熊氏许多的帮助。……熊氏谢世前一年，行可先生仍在为他收集资料。1935 年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老先生致徐氏函说：“（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比已印成，尚未装本。熊君急欲先睹，谨取毛样一部呈上，即乞转交熊君检阅……能请熊君赐一跋文，评定是书声价，尤为感幸。”（《张元济全集·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前辈学人之间，不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是否认识（张氏并不认识熊氏），互相帮助，急人所急的高风亮节，真是令人感动。治书之学与治学之学的依存关系，名家题跋本的价值，在此均展露无遗。熊氏临终前不久，在《水经注疏》书稿卷首亲笔题识：“友人黄陂徐恕行可，博学多闻，嗜书成癖，尤好是编，每得秘籍，必持送以供考证，益我良多，永矢弗谖。”这部书杨氏生前十分重视，临卒时言：“此书不刊，死不瞑目。”熊氏为师门弥此未竟之憾，又以二十二年时间，成此绝业，死而后已。这是我国学术史上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而徐行可先生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徐行可与张元济直接见面，在书信中得到体现。1935 年11月21 日张给徐的信中开始就说：“昨承枉顾，失迎。途遇未获畅谈，甚歉甚歉。”从信中可知，徐行可应该是为了帮助熊会贞而去找张元济，得到了刚刚印出来、尚未装订完整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

在《张元济全集》书信卷中，收录了徐行可致张元济信两封，兹录第二封：“菊生先生大鉴：客居已逾四旬，比维动定清胜为颂。恕来此移书，《清儒未刊遗稿》已日不暇给，《明代史乘略钞》其卷帙不繁，传刻较少者，余则精力、财力两俱不办也，顷于行极检出《鲒埼亭集遗文校记》一纸，前忘面呈，今以奉鉴敬上。恭问起居不既。徐恕再拜谨上 六月六日”这封信和前一封都应该是写于1931 年间，徐行可在沪上访书抄书，其间与张元济当多有直接交流。可惜一手资料有限，难知其详。

1959 年8 月14 日，现代出版大家张元济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也是在这一年，一代著名藏书家徐行可在武汉病故。王绍曾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中这样评价张元济说：“张先生是近代维新运动和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是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家，又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他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徐行可作为现代学者型的大藏书家，抢救、保存并整理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古代珍贵历史文献；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上十万册珍贵藏书和数千件贵重文物全部于1956 年至1959 年先后捐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及湖北省博物馆，“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精英”，沾溉后人，流芳百世。我在想，假如真有天国，天国也有图书，两位老人一定还会在那里时相往还，切磋学问，一起访书、校书、刻书的。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