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督鄂，开创官报独占，助力武汉报业发展

梁　方

甲午一役，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标志着鹅 行鸭步的洋务运动的惨败，结束了“同治中兴”的喘息之机。也正是这个令中国人感到创巨痛深的1895 年，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石破天惊的灾难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的真觉醒。这是近代百年的又一个历史转折。随之而来的变局急转而为“世变之亟”，公车上书—强学会—《时务报》—定国是诏—戊戌六君子，一连串事件，前后相接，构成一场有声有色的社会变法。无疑，这已经不止近代化一小步了。而国人办报的潮流正是在民族主义觉醒的曙光之中急速涨涌，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意义的内容之一，维新运动终使中国报业迫不及待地迎来了史上第一次短暂的高潮。

20 世纪的头一个月，即戊戌政变之后2 年又4 个月，那位曾扑杀过维新志士的西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由此开启晚清最后10 年的所谓“新政”。王朝尝试用各种办法补救时艰，然被巨大战争搞得精疲力竭的辽阔帝国失去了所有的复兴机遇，新的脱颖而出的社会力量终使中国社会革命化。1900 年的自立军运动，与其简单地说是维新运动的终点，倒不如说是酝酿革命的起点，是使武汉地区迅速革命化的“媒孽”。1903 年的拒俄义勇队运动，留日学生界所激起的巨大浪潮，使全国报刊（主要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报刊）由温和而激进，由改良而革命，革命激情喷薄而出。虽然从1903 年到1905 年，仍有一些高低波折，总的来说是革命思潮蒸蒸日上，舆论不可终遏。这两个关键环节最终揭开了“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先以革命”的序幕，导致了武汉这座最具有生气活力的中心地区迈开革命的步伐。武昌城的枪声，使这座晚清帝国的城市在辛亥年的秋天吸引了整个世界的注意力。而这一切进程又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位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涉足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儒臣能吏”息息相关。

继汉口开埠，1889 年张之洞主政湖北，是武汉近代化历程的又一个重要界标。1889—1907 年张氏督鄂18 年，恰逢介于变法和革命之间的这段狂飙起落、急剧过渡的时代，尤其是1895 年以后，好几个因素一起来了。他以“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在湖北开办洋务、推行新政，振鄂兴汉，“除政治层面，不求权威之合理化以外，其他层面均有所触及”，尤其在教育改革和经济现代化中的斐然政绩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其卓越超群的领导下，武汉经历了近代崛起的黄金时期。不过，唯独民办报业并未受到好处和长足发展。正是这位“朝气方新”的洋务殿军、新政主角，“对于报馆，始则以屈于外物，为维新而提倡，继则以诽议杂兴，为革命而禁止”，唯官报之独盛。三度督鄂，张之洞为开创官报独占的局面作了最坚持不懈的努力，1900 年以前，对维新报纸从提倡到禁阅，使武汉错过了中国报业史上的第一次高潮；1900 年以后，对革命报纸的日日进逼，却没能阻止革命力量的孕育，而种种富有匠心的新政措施未可预料地为武汉报业的新篇章埋下了“种豆得瓜”的伏笔。

1901 年1 月29 日，即戊戌政变之后2 年又4 个月，在八国联军炮口下逃出北京的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明令“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己见”，以供“斟酌尽善，切实施行”，并重申“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由此开启了晚清最后十年所谓“新政”时期。一个扑杀过变法维新志士的人物侈口倡言“变法”，使得人们讥评为“假维新”。然而，正是在这迫不得已的“假维新”过程中确实又实现了一部分的真改革。

4 月，清政府以积极的姿态设立“督办政务处”，议商条陈。派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等为“督办政务大臣”，委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政务大臣”，具体实施。在应“妥速议奏，实力奉行”上谕而举议变法的诸多奏折中，最著名而又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是，同年7 月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其大要分四端：一、设文武学堂。二、酌改文科以变通科学。头场考试以中国政治、史事为限，名曰博学；二场考各国政治、地理农工、武备、算学，名曰通才；三场考四书五经，名曰纯正。三、停罢武科。四、奖励游学，尤提倡赴日本留学。第二疏论政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整顿变通中国之成法为主。第三疏论采用西法。其大要而切实易行者分十一端：一、广派游历。二、练外国操。三、广军实。四、修农政。五、劝工艺。六、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七、用银圆。八、行印花税。九、推行邮政。十、官收洋药。十一、多译东西各国书籍。一个不久前犹力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在这个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法一策”，并申言“使各国见中华有发愤为雄之志，则鄙我侮我之念渐消；使天下士民知朝廷有改弦更张之心，则顽固者化其谬，望治者效其忠，而犯上作乱之邪说可以不作”。实将《劝学篇》中的抽象理想转化成具体“规划”，详备而长远，切实且可行，故被太后采纳，上谕称“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故刘、张会奏的“三疏”成为晚清“新政”的范本，张之洞遂成为清末“新政”的扛鼎人物。

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开始推行“新政”，随之由官方创办报纸以主导舆论、开通风气的理念重新被提出，旋即时任御史（后任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在《敬陈大计疏》中提出创立官报是目前“最关紧要刻不容缓者”之一，略论：“报纸所以寄耳目，东西洋于开化变法之始，无不以此为要图。官吏不知民情，与草野不识时局，致上下不喻意，中外不通情，皆报纸不能疏通之故也。中国通商各埠，由民间自行办理者不下数十种，然成本少而宗旨乱，除略佳之数种外，多不免乱是非而混淆视听。又多居租界，挂洋旗，彼挟清议以訾时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听之不能，阻止不可，惟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应请饬各省及有详关设立等处，酌筹的款，或劝喻绅董各设报馆一所，并粗定报律，一不得轻议宫廷；二不得立论怪诞；三不得有意攻讦；四不得受贿赂。此外，则宜少宽禁制，使得以改革立论，风闻纪事。不然，则恐徒塞销售之途，不足间谗匿之口也。”然而张百熙的这一建议在“新政”之初提出，并不为最高统治者所欣赏。由清政府公开提倡并设立报刊即意味着广开言路，放松“报禁”“言禁”，对于慈禧太后而言，大可不必如此，更何况此前维新派设立报刊的巨大影响也使其心有余悸，故对此持谨慎态度。虽然最高统治者对开办官报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和热情，但主持地方“新政”的督抚大员们则深明“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之理，并付诸实践，几乎每推行一项“新政”措施，就创办相应内容的官报，涉及商务、教育、实业、司法、兵务等诸多领域，其中又以商务、教育官报数量最多。

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在维新运动时期，便有积极支持梁鼎芬等筹办《正学报》之举动，惜不了了之。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六月初七，军机大臣奉旨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上谕：“振兴商务，为目前切要之图，迭经谕令各省认真整顿，而办理尚无头绪。泰西各国，首重商学，是以商务勃兴，称雄海外。中国地大物博，百货浩穰，果能就地取材，讲求制造，自可以暗塞漏，不致利归外溢。著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一带，查明各该省所出物产，设厂兴工，果使制造精良，自能销路畅旺，日起有功。应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暨某省所出之物产，某货所宜之制造，并著饬令切实讲求，务使利源日辟，不令货弃于地，以期逐渐推广，驯至富强。事属创办，总以得人为先。该督等慎选有人，即著将拟定办法，迅速奏闻，毋稍延缓。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张之洞素以“商务乃今日要政”而倡导“商战”，故于七月十八日致总署代奏《湖广总督部堂张委员开办汉口商务局电奏》，“奉六月十九日寄谕令于上海、汉口设商务局，饬江督刘与之洞择选员绅试办，慎选有人，即行具奏等。因此事乃今日要政，上海为沿海总会，汉口为上游要冲，铁路枢纽，自应分设两局，上海由两江委员开办，汉口由鄂省委员开办。湖北拟委道员王秉恩，并另电奏调江苏候补道程仪洛，会同总理汉口商务局，以鼓舞联络上游川、陕、云、贵、湘、粤等处工商为要义，并选殷实、诚信、通晓时势之商董数人为总董，会同商酌其商学、商报、商会及讲求工厂制作、商货销路等事。江、楚两局各自筹办，遇有应行联络贯通，或应互相协助之处，随时知照，会商办理，虽分为两局，仍联为一气，当随时与江督刘商筹酌办。再查商务事体，所重在商而不在绅，缘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但取其熟悉商情，势难拘于本处绅士。合并声明，除详细情形，具折奏陈外。请代奏”。遂遵旨设汉口商务局，得太后嘉赏“办理迅速，筹划周详”。八月初八再上《汉口试办商务局酌拟办法折》，奏请在商务局之下附设商报，以通商情，略谓：“所有应办之事，其要有八，条列于后：一曰启发。商报、商会、商学，皆系启发之事。商报，系采访沿江沿海各口岸暨邻省、本省土地所产及人工所造各货市价销路并译各洋报所载商务兼译西书之有关商务者，分期出报……”他的提议很快就得到朝廷肯定的答复，九月初一上谕称：“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国家振兴庶务，凡有益于国家有利于民者，均应即时兴办，以立富强之基。’前因商务为当今要，特谕刘坤一、张之洞就沿江沿海一带先后试办。兹据张之洞奏称，应于上海、汉口分设两局，其上海一局，由两江总督委员开办，现于汉口设商务局，联络川、陕、河南、云、贵、湘、粤等处，工商讲求工厂制作、商货销路等事，并酌拟办法等语。商务为利源所系，创办之始，不在恢拓规模，而在考求实现。现在财力未裕，所需经费，无论官筹商借，皆当以核实为主，毋稍虚糜。该督所拟办法八条，均尚扼要。江汉上游为商务大宗，张之洞责无旁贷，即著督率在事各员加意讲求，认真经理，随时会商刘坤一，与上海局联络一气，务期中外流通，确有成效，不得徒饰空言，致负朝廷力图振作至意。钦此。”紧接着十月二十五日又传上谕，曰：“刘坤一奏‘农学、商学请准其设会、设报’等语。前禁报馆、会名，原以处士横议其风断不可开，至于农商人等联络群情，考求物产，本系在所不禁。著即由该督出示晓谕，俾众咸知，仍不准其妄议时政，以杜流弊。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一年后，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1899 年4 月）张之洞赞襄汉口商务局正式创办了《湖北商务报》，馆设武昌文昌门外纺纱局内。旬刊，月出3 册，“十日一册，木刊白纸印，约三十页，逢一出报，岁首岁尾停报三期。全年共三十三期，定价四元，半年十六册，二元，一季八册，一元一角，一月三册，四角五分，每册一角六分”。发行5 年，出版163 期（终刊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1904 年1 月8 日）。《湖北商务报》是晚清政府最早刊发的商务官报，而由商部谕办的《商务报》（已遗缺）迟至1903 年1、2 月才出版，《商务官报》更迟至1906 年4 月才创刊，至于各省商报，亦大多在1905 年才陆续发行。据创刊号上发布的《湖北商务报略例》获悉，该报以“开商智，振商务”为主旨，特设谕旨、局收文牍、局发文牍、本省商情、各国商情、译东报、译西报、商务专条、商务表、商局采访等栏目，专刊有关商务谕旨、奏疏、政令、中外商情、商业知识、创造发明等内容：

恭录谕旨第一，报首恭录有关商务谕旨，无则谨阙。择录奏疏第二，近年有关商务奏疏，酌选载入，无则阙。局收文牍第三，凡公私文函，上札下禀，以及译文照会之类，本局商董、各地商家以及中外通人，所有信函条议之类，经商务局接到者，择其切要，专录一门，名曰局收文牍（将来分局告白、商会来函均入此门）。局发文牍第四，凡详移批答、所有公私文函，自本局出者，亦专立一门，名曰局发文牍，意在共见共闻俾知本局办事情形，其细碎者不录。商局讲论第五，本局每日接见商董人等，凡所论列之辞，随时记簿送馆，择其切要者登报，本局答辞之切要者，亦载入此门，名曰商局讲论。局外文牍之六，凡本省、外省，各处商务文牍，不与本局相涉者，别为一门。中外商情第七，先武汉继本省，继各省、各国，除商务局采访外，并选录华文各报，真确有关紧者，仍载原报名目。东西译报第八，先东报，继西报。商务通议第九，各报通论商务，有警切可采者，别编通议一门，仍载原报名目。商务专案第十，中外商务交涉之案，或各省商务繁重之件，随时随事，当汇具起讫，详述得失，别编商务专案一门。商务月表第十一，货价高下，行情涨落，每月附登各地比较表一通，参观合验以究其兴衰虚实之由，余不琐琐载录。商学商律第十二，东西商学书甚多，馆中须译其尤切要者，附报刊行。译东西学堂读本，由初级以至高等，循其课程译之，以备异日商务学堂之用；译东西各国商律，以备异日定中国商律之用。案语发明第十三，报中所载有必须讨论者，则随条附加案语，无则从阙，无取泛滥至论说之或有或无、或长或短，均所不拘，一以事实求是为主。讹误更正第十四，本报以明中外之事、通官商之情为主，所载必力求矜慎，万一有传讹失允之处，中外商家，尽可随时函告更订，以表大公，以期至当。禁议时政第十五，本报遵旨，断不收录妄议时政之作，藉端诬陷人者亦不录。

《湖北商务报》登载的专业性文论新闻，全部译载中外各大报刊的文章，国内以天津、广州、香港等地报刊为主，如《汉报》《中外日报》《申报》《苏报》《农学报》《沪报》《海上日报》《新闻报》《博闻报》《便览报》《官书局汇报》《万国公报》等等；外报则多译自日、英、美，如日本的《中外商业日报》《时事新报》《大阪朝日新闻》《通商汇纂》，以及《华英捷报》《字林西报》《美国格致报》《银行月报》《日美通商报》等等，报馆不撰发任何社论。

湖广总督张之洞充分运用官方的力量，强力推广《湖北商务报》，所印各册，全部由官方派销。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四月十一日，《湖北商务报》第三册登载《湖广督宪张派阅湖北商务报札》，“通共大缺州县报四百四十本，中缺州县报一百七十本，小缺州县报一百四十五本”，总计派销755 册：

为札饬事照得湖北汉口地方遵旨设立商务局，所有办法章程八条，声明由局传布商报，业经恭折奏明，奉旨允准，饬令加意请求，认真经理在案。兹查商报一事，凡有关商务谕旨，自应恭录，奏疏文牍均应采录。此外商局讲论，中外商情，及各报商务通论、商务交涉案件，均应采入。其东洋西洋各报，商学商律诸书，亦应择要译编，按旬出报。查商务，实今日要图，振兴之法，非一端所能尽。而综论利弊，则必以商务报为开通风气之先。现既奉旨设局立报，应即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查照《农学报》案，一体购阅，并转发绅商阅看，使知中外货殖之盈虚、制造之良苦、行销之通塞，庶可透晰利病，力图振兴。其各州、县官绅，如有究心商业者，能将湖北地产所有各货、人工所成各货，详载利用之实，筹划行销之法，均可由各该官绅，随时论列，详细函致该局内商报馆，以备采择入报，总期互相联络讲求，俾商务日新月盛，以保利权。除通饬湖北各道、府、州、直隶州遵照转行所属各州、县，将商务报一体购阅，初次酌定大州县购二十分，中等州县购十分，小州县购五分，转发绅商辗转传观，切实考求，以为裕民阜物之基。各道府各处各购三分，此时均暂由善后局垫给半年报费，将来核开银数，行知该营府及直隶州，由该府、州汇收，解交省城善后局归款，各道自行移解归款。惟派购止一次，计报半年，以后该道、府、州、县及绅、商、军、民人等即自行查照报尾所载，经理送报各处，自往购阅，可也。仍将遵办缘由，具报查考，合并札行，札到该局，即便遵照办理具报。此札。

另《湖广督宪张咨送湖北商务报文》，下令咨送全国19 省区的总督巡抚若干册，包括直隶、两江、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河南等省。此外，他还亲自向江苏巡抚推销，要求按照湖北定例向下属“一律派阅”，并将第1 至14 期的《湖北商务报》全部寄发，每期353 份总计达4942 册，分发至江苏各道府州县：

为札饬事照得湖北汉口地方遵旨设立商务局，所有办法章程八条，声明由局传布商报，业经恭折奏明，奉旨允准，饬令加意请求，认真经理在案。兹查商报一事，凡有关商务谕旨，自应恭录，奏疏文牍均应采录。此外商局讲论，中外商情，及各报商务通论、商务交涉案件，均应采入。其东洋西洋各报，商学商律诸书，亦应择要译编，按旬出报。查商务，实今日要图，振兴之法，非一端所能尽。而综论利弊，则必以商务报为开通风气之先。现既奉旨设局立报，应即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查照《农学报》案，一体购阅，并转发绅商阅看，使知中外货殖之盈虚、制造之良苦、行销之通塞，庶可透晰利病，力图振兴。其各州、县官绅，如有究心商业者，能将湖北地产所有各货、人工所成各货，详载利用之实，筹划行销之法，均可由各该官绅，随时论列，详细函致该局内商报馆，以备采择入报，总期互相联络讲求，俾商务日新月盛，以保利权。除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遵办外，相应将现出商务报第一册咨送贵部（堂院）。请烦查照，通饬各属知照，如有阅报者，即照报尾所载，各省经理送报各处自往购阅。其有各属官绅、商民考究商务一切利益，均可随时论列，详细函交送报处，转达湖北商务局内商务报馆，采择登报。庶各省商情无虑隔阂，商务得以流通，望切施行。

刘望龄在《张之洞与湖北报刊》中如此评价《湖北商务报》的社会影响：

地处内陆的湖北，近代新学的传播，远远滞后于上海、广州等地，维新派报刊也寥若晨星，影响甚微。但自张之洞主办《湖北商务报》以来，短短数年，新学迅速传入，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受众面之广，无不令人赞叹。

实业商务是有关官报鼓吹的中心，疾呼“实业为万事根本”，“实业之效，在一家则生活之途宽，在一邑则游惰之人希，在一省则岁人之款饶，在天下国家则并可以转弱为强，化贫为富”。有的强调“实业之效大于政法”，发展社会经济是第一位的任务，只要财力发达，政治法律之类自然易于整顿。有的鼓吹汉口为中国四大重镇之一，总制江西、安徽、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之商务，“商旅云集，百货幅凑，其贸易区域颇阔大”，“外国人以为第二上海，诚有以也”。此后，若卢汉粤汉铁路竣工，汉口之繁荣，“必数倍于今日”，“前途未可限量”。鼓励绅商投资设厂，合力建设，各报竞相刊发本省商情、各省商情、各国商情，以及各种商律、商务章程、商学和科技知识，为了解国内外工艺制造、物产矿藏、商务贸易、货价行情、商务交涉和各方面的商业知识、提供了最新的情报信息。这对于自给自足、不通有无的农业帝国，确是前所未有的一大奇变。对此，连日本人办的《汉报》，也认为是中国商务振兴的“一大转机”。该报在《阅商务报书后》的社论中评论说:“今日(汉口)商务局之设，诚中华一大转机矣。凡利可兴，凡弊可去，且能发踪指示，俾商人之趋利者不致迷于所往，以后招集公司，购办机器，皆有所依赖，而久远之基以立，虽一时不能避与洋商相抗，而日新月异，弊剔利兴，商务之盛，其成效不难逆睹矣。是此报之刻，当与《平准书》《食货志》并重，他日商务振兴，是固驯致富强之一端也”。该文虽然仅就《湖北商务报》而言，但它反映出官报在传播商学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反响。

1902 年，张之洞又在汉口创办商务学堂，力倡“重商”之说，遂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重商思潮”。

在“重商思潮”的浪逐涛涌之下，张之洞凭借多年的“洋务”经验，悟察到农工商实无抵牾之处，“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膺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警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也”，必将“内兴农业，外增商业”，“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真可谓是深得要谛之谈。1898 年4月，张之洞上奏称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引起朝野各方的共鸣与响应，使得重农、发展新型农业成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又一股新潮流。7、8 月间，总理衙门顺势而动，两次颁布上谕，宣称“农务为富国根本，极宜振兴”，要求各地督抚“切实兴办，不得空言”，从而使改良农业上升为一项国策，并且不断强化。

据1897 年上海《农学报》——最早的农业报刊，由罗振玉创刊于上海，张之洞曾咨会湖北官绅“展转传观，细心考究”——第16 期记载：是年末，张之洞曾委托美国农学教习白雷耳，由湖北候补知府汪凤瀛陪同，前往武昌、大冶等地考察农情。事毕,白氏呈交了包括15 点内容的报告，其中列举了农民缺乏农业科技知识的种种表现，如在农作物的选种上,“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在农具的使用上,“所用齿耙、锄、犁等农具均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在种植棉花的土壤上,“嫌太湿、太冷、太酸”……故张之洞无不感慨：“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而“近年来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是“农学不讲之故也”，“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系止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而“农学不修”则“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知晓”，“坐使天然美利，壅阏不彰”。有鉴于此，张之洞大声疾呼“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而“兴农学”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亟应创设农务工艺各学堂，采用西法，实力讲求，以开风气”。1898 年张之洞奏请朝廷兴办农务学堂，以传授杀虫、施肥等化学新知。同年春，在武昌城大东门外卓刀泉处选择校址，筹措经费，置办土地，肇建湖北农务学堂，招集绅商士人有志农学者入堂学习，以官方名义聘请外国教习，采购西式农具佳种，并讲授化学、农机、种植、畜牧、茶务、蚕务诸课，“务使诸生识别土宜，研究物性”。此乃同类学堂中开办最早者，以此为滥，兴办农务学堂之风蔚然。据史料统计，“新政”时期各地设立的农务学堂多达58 所，而湖北就有48 所，占当时全省各类实业学堂总数的70%以上。此后，基于对推广农学新知，培养农业人才的重视，一再呼吁朝廷饬令“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省城农务总局将农务书所载各法，本省所宜何物，一一择要指出，令州县体察本地情形，劝谕绅董，依法试种，年终按照饬办门目添注一册，上书何种相宜，何种已能仿行，何项收入最旺，通廪上司，刊布周知。有效者奖，捏报者黜”。1899 年11 月，张之洞又札令罗振玉“酌拟体例，呈候核定举办”湖北《农学报》，以介绍全省种植、畜牧、农副产品生产、销售等情况。1901 年初，湖北农务学堂在张之洞的倡导下创办了《农学报》，馆设武昌，半月刊，以宣传农务科技知识为主旨，他曾一度想与上海《农学报》合并，然未遂，同年夏停刊。恰在这一年，张之洞、刘坤一就“修农政”“兴农学”又联名奏议，提出发展近代农业的整体系统方案，并将设农务学堂、办农学报刊列入其中，促使清政府认真考虑。

晚清新政中最富有积极意义且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当推教育改革。在近代中国沤浪相逐的改革潮流中，呼唤人才是中心题目之一。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第一疏开头便说：“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是故，“查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以期“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学堂，以求实在有用之学”的新气象。在他们的力促之下，从恢复、扩建京师大学堂开始，各省先后创办了高等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以及各种职业教育等，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

被晚清管学大臣张百熙盛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的张之洞，对于创设新式学堂不仅“提倡甚力”,而且“倡办颇多”,在“湖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早在1869 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就会同湖广总督李鸿章等筹建经心书院于武昌。1889 年督鄂后，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张之洞就在经心书院的旧址上新建了名噪一时的两湖书院。1896 年始张之洞按照西方近代学堂的模式对传统书院实行了大规模改制，“将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于经史外，均分课天文、舆地、算学、兵法四纲，门目递增，规模略具”。到1899 年,两湖、经心书院基本实现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教育体系。这是他引进西方教育的开端,为以后开设一系列新式学堂奠定了基础。张之洞曾言“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故其在关注书院改制的同时，更致力于新式学堂的创设。1893 年设立自强学堂，“标志着湖北完全意义上的新式学堂从此正式诞生”，时舆论谓“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1896 年，在武昌创办了湖北近代第一所军事学堂——湖北武备学堂。1898 年，张之洞在办农务学堂的同时还创办了工艺学堂，“综计在90 年代，张之洞在湖北办过10 所专门性质的实业学校，其中自强—方言学堂、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算是较有成效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八月初二日，朝廷颁布上谕：“作育人材，端在修明学术，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务使文行交修，讲求实用，著切实通筹举办。等因。钦此。”时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作为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改书院为新式学堂的运动已胜利地走完了它的曲折历程,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年的十月初一，张之洞奉此上谕向朝廷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作出了湖北教育改革的第一次报告，并将多年来经营学堂的办法归纳为十五条：“师范学第一。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小学第二”；“文普通中学第三”；“武普通中学第四”；“文高等学第五”；“武高等学第六”；“方言学第七”；“农学第八”；“工学第九”；“勤成学堂第十”；“仕学院第十一”；“学堂经费第十二”；“省外中小学第十三”；“蒙学第十四”；“学务处第十五”。显然，张之洞已将注意力从“改书院、兴学堂”转移到下一个目标——设立师范教育和普通中小学教育体系。这一年，张之洞在武昌宾阳门南，创设了湖北省师范学堂，该学堂不仅是湖北，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完备的独立的师范学校。有史料记载，此后张之洞还办过两湖总师范学堂、湖北文普通学堂、汉阳府官立中学堂、武昌府官立中学堂、东南西北中5 路高等小学堂等等。据统计，到1907 年张之洞离鄂，“湖北有各级各类学堂1512 所，学生57751 人。按当时人口34329524 计算，每万人口中的专门学堂学生0.21 人，中学学堂学生0.4 人，小学学堂学生14.7 人”。成绩斐然可观，引起了管学大臣张百熙的注目，称他对教育是“此中利弊,阅历最深”，并多次奏请朝廷派重臣张之洞入京改订学务章程。1903 年5 月至次年2 月,张之洞奉旨进京，会同张百熙、容庆等，在长椿寺内依照日本学制重订学堂章程20 余种，即《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1904 年1 月13 日正式颁行，虽未落到实处，确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法定学制。

就在张之洞入京的前三个月，即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1903年2 月12 日），湖北学务处——1901 年,由张之洞创设的全国第一个属于省府的新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创办的《湖北学报》，正式发行，馆设武昌汉阳门广福坊，旬出一册，逢阴历五日出版。每册50 页左右，约3 万言。春节休刊一月，年出33 册。木刻线装，书本式。零售每册2 角，全年订价5 元。该报虽然实由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端方所主办，但有关办报方针、宗旨、内容，都是秉承张之洞的原定方针办理的。“出版一年后，张之洞由两江回任，该报仍继续发行”，已知发行两年，从不脱期，计出两集66 册。

《湖北学报》创刊号上刊发《例言》，宣布出版宗旨、内容、办法：(www.xing528.com)

本报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学为宗旨。

本报重选择中外名家论著，以资考究，或本馆间有撰述，亦酌按门类编载，凡一切偏虚固谬之文，屏不阑入。

卷首恭录关涉学务之谕旨，并酌载奏定各学堂章程、学堂经费册报及学堂一切庶务文牍。

中外学科门类繁多，兹暂择其最足扩张识力，培固国基者四门，编录成册，余俟续增，其各门旨趣如左：

（甲）教育学。译载阐明教育学理及论究管理、教授、训练方法之文，并网罗东西各国教育行政及普通专门实业学校制度，以备研攻教育、办理学务者之参考。

（乙）史学。录中外历史及各种科学史并各国伟人学者传记，务令知世界古今局势之变迁、政教之沿革及各科学发明进化之故。

（丙）地学。编译环球各国地志，举凡研究政治地理、实业地理（谓农工商实业地理）及地文等学之作，靡不搜载。要在比较各国国力、民风、地势、气候、物产、交通（谓航路、铁道、邮电等类）之优劣盈，以图进步。

（丁）外交学。译录国际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及交涉专案，并各国彼此竞争纵横离合情事，务养成对外安内之眼光腕力。

卷末杂录专载各国学界近闻，以资博识（有则载，无则缺）。

各门译述文□（章），年终汇刻总目，订为一集。

本报月出三册，每十日为一期，每逢五日出版。惟自每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五日至第二年正月五日之三期停不出报，以便清厘庶务。计每年共出33 册，每册以50 页为度，余俟陆续扩增。

本报系暂行试办，一切尚须随时改正，进求善美，并望海内宏达，匡其不逮。

《湖北学报》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学”为宗旨，专载学务谕旨、学务文犊、学界近闻、湖北学务汇录等栏目，宣传近代新式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又新辟教育学、史学、地学、外交学等，次年增设学艺丛录、人物评论、世界大观，稍涉其他而越出教育范围，故“广开风气”。如1904 年7 月，《湖北学报》开始登载长篇政论文章《上下议院制度论》，连载4 期，详论英国两院制度“何以为今之立宪国普遍制度之故”。文章强调英国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各国莫不以之为模范”，逐一对西方各国现行政体进行比较，区别联邦国与单一国制度、世袭上院与民选上院体制、组织机构、权限、选举办法的异同。并指出英国上院由僧正、世袭贵族和爱尔兰贵族所组成，下院则由各选区按人口五万四千人选一议员的比率产生。上院制度“大部分概以领有土地之贵族组织之”，君主有简派终身议员之大权，其法至美，因此为近世大多数国家所师法。编者选译此文，显然是认为英国的君宪制度可资中国效法，这是武汉报界最早译介西方议会制度的重要政论文章。该报虽在《例言》中宣称“本报重选译中外名家论著”而“间有撰述”，“实无一撰述”，而广泛译载国外有关教育学、外交学、历史学、地理学论说，且大量来源于日本。就如今笔者所能查阅到的19 册《湖北学报》所登载的大概74 篇论著而言，经粗略统计，其中选译于日本的就有50 篇之多，占总数的68%。现将统计情况列入下表：

《湖北学报》登载日本论著的名称及具体情况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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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湖北学报》与张之洞推行的兴学堂、废科举的教育“新政”紧密配合，登载了大量的教育章程、奏折，有力地促进了湖北教育的发展。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正月十五日，第一集第一册登载管学大臣张百熙的《管学大臣张进呈全学章程折》《京师大学堂章程》；正月二十五日，第一集第二册登载张之洞、端方《招考湖北师范学生示》，《兼督宪端招考湖南师范学生示》；二月初五，第一集第三册登载《东抚袁筹办学堂章程折》；二月十五日，第一集第四册登载《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山东大学堂章程》；三月十五日，第一集第七册登载《钦定中高等学堂章程》；三月二十五日，第一集第八册登载《钦定小学堂章程》;四月初五日，第一集第九册登载《京师大学堂招考示》《钦定蒙学堂章程》《山东大学堂章程》；四月十五日，第一集第十册登载张之洞、端方《筹办湖北各学堂折》；四月二十五日，第一集第十一册登载《大学堂译学馆章程》；五月二十五日，第一集第十四册登载《管学大臣张荣请派重臣会商学务折》；闰月初五日，第一集第十五册登载《外务部奏议筹款派生出洋游学事宜折》；闰月十五日，第一集第十六册登载《管学大臣张筹办学堂大概情形折》；闰月二十五日，第一集第十七册登载《护晋抚赵请暂停卯科山西省乡试折》《署江督张札两江学务处广延参议讨论学务文》；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二集第八册登载《署粤都岑奏粤省书院全改学堂酌》《湘抚赵奏改书院为学堂折》等等。

1903 年3 月23 日（二月二十五日）《湖北学报》第一集第五册出版，内刊《直督袁署江督张会奏递减中额折》，鼓吹兴学堂，废科举，体现了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和实施“新政”的基本思想。张之洞在会奏中谓：“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则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譬犹饥渴之需食饮，水陆之资舟车，而不可须臾离者也。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大难日乘，外侮日逼，振兴奋发，正在此时。然而诸务未逞，求才为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涉空谈；有人才则图强图富，易于反掌。进言者皆曰天下非无人才也，求之于临时则不见其多，储之于平日则不患其少。储之维何？学校是已。……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张在抨击科举时又说：“其患之深切著名，足以为学校之敌，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学。……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考文只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 可比。……而绅民不闻创建学堂者，亦以群情注重科学，父足以是勖子弟，乡党以是望，但使荣途不失，何暇远虑深谋；故不独不肯创建学堂，且并向来宾兴公车等费，亦不能移学堂之用，其为阻碍，何可胜言。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二督主张，按年递减科场名额，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

1903 年5 月11 日，《湖北学报》第一集第十册发行，刊有《鄂督张鄂抚端筹办湖北各学堂折》（第十三册续完），为阻止西学流行，特奏请在新设学堂内加课“读经”和禁止传播民权学说等“要旨”八条，其第二条规定：“日课专加读经温经时刻”二小时，第八条规定：“新设学堂要严防三大流弊，一曰幼学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读经，纲常名教、礼义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动摇也”，“今日略知西法办学堂者，动谓读经书无益废时，必欲去之，百 一谈，牢不可破，此大谬也。……若小学不读经，中学不温经，则万万不可”，否则，三十年后“则宿儒已尽，后学茫然，必致无人能解，从此经书废绝，古史亦随之，中国之理既亡，中国岂能自存乎？”“二曰不必早习洋文。先入为主，万事万理皆然。地球万国，未有自忘其语言文字而能自立自教之理。……况浮薄忘本，势所必至乎！”“三曰不可讲泰西哲学。（泰西）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器，于其精义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

诚如一位名叫鲍威尔的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季节，张之洞“筹划了全国性的政治改革，特别是在教育和商业方面，都起了主要作用”。不仅如此，他在教育和商业领域举创专业官报的努力也是硕果累累的。

（作者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