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6 月中旬，《汉语大字典》署名会议在成都召开。本来那次会议应该是编辑部主任袁小眉同志参加的，临行前几天，老袁突然对我说，文化部出版局年鉴处处长方厚枢要去参加这次会，点名要跟你见面谈《中国图书大辞典》的事。因为在这之前，我与文化部出版局的石家金、于庆林、方厚枢等同志多次通信。我跟老袁说：“生姜还是老的辣，您去比我合适。”老袁说：“我老了，你年轻，将来项目上马，你要挑大梁。你要尽快把人头认熟。”这样，我便有幸参加了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余英带队的湖北代表团。除余部长外，还有教育厅的潘任之副厅长，武汉大学童懋林副校长，华中师范学院刘介愚书记、科研处长邓宗琦，武汉师范学院副校长张子秀，再加上李格非、朱祖延、晏炎吾（1925—2000，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洪山文史》早期的重要主编者）等学者，湖北省出版局则由于溪副局长带队，成员有陈震雷、常灿辉、李航和我。湖北大约去了二三十人。或坐火车，或坐飞机，或坐轮船，分几路进川。我们出版局的人和余部长、潘厅长、童校长是同一趟飞机。与会人员住在成都的四川省军区招待所。
安排好住处后，我随意到招待所周边逛了逛，发现附近有一处农贸市场，市场里的水蜜桃和西红柿比武汉便宜许多。可惜，那时因为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只有50 元左右工资，再加上特喜欢买书，结果经常“月光”。此次出差，吃住行都由公家出，所以口袋里只带了几块钱。回到招待所，我见到于局长、童校长、老常、老李他们一帮人在余部长房间聊天，也就凑了过去。我跟他们说，成都的桃子又大又便宜，武汉7 角多一斤，这里才2 角多，还有西红柿也便宜。于局长说，那你怎么不买点来我们尝尝？我说，这次来成都我口袋里总共只带了三四块钱。老常马上帮我证明，说小家伙家在农村，刚参加工作。我说，太婆，你是老革命，工资高，你请客，我去买。记得童校长笑着说，小伙子，你真是愣头青啊，你连你们于局长的竹杠也敢敲啊！你知道太婆在你们出版局有多少人怕她吗？不过，于局长倒是爽快，从钱包掏出十块钱给了我，并嘱咐我多买点。于是，我急溜溜地跑到农贸市场买了两网兜水蜜桃和西红柿。回来，就听见余部长说开完会要去自贡看他的老战友，老李说他亲自陪余部长去，而老常说，找四川省出版局安排一个人陪余部长去。余部长见我进来，就说，你们不用管了，就这小伙子陪我去。决定下来后，老常就去跟四川的同志联系订票和自贡那边安排接火车的事。余部长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拿到火车票后到街上找个邮局给他战友拍电报，告知到达车次和时间。
成都到自贡可以当天到达，没有卧铺，只有软座。那一天是1985 年的农历端午节。早上，四川省出版局派车把我们送到成都火车站。到自贡去的软座客人不多，我和余部长那一排座位就只坐了我们两人。我将车上的水瓶在车厢结合部的水炉接满水后，余部长问我，你会下象棋吗？我说，会一点，但是个“臭棋篓子”。余部长说路上还有几个小时，你去找一下列车长，找他借一副旅行象棋。我找到列车长，对列车长说，车上坐的是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在新四军五师时的老部下、湖北省委宣传部的余部长，可否借副象棋打发旅途时间？列车长一听，异常热情，忙说，你先去，马上给你送来。一会儿，象棋送来了，我们一边下棋，一边闲聊。余部长问我是哪里人？哪个学校毕业？家里兄弟姊妹几个？我一一告诉了他。当他听说我家兄弟姊妹7 个，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说：“中山大学是个好学校，能够考上不容易。你知道吗？我抓了一辈子的文教宣传工作，我的四个子女只有一个才考了电大。我给你写个地址，有空到张家湾茶港新村我家来玩。”我立刻拿出随身带着的通讯录和笔，记下了他家的地址。余部长见我的棋下得确实臭，三盘过后，他便没了兴趣。我就乘机说，您跟自贡的这位老战友（因时间久远，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多久没见面了？余部长说：“哪里是我的老战友，他是我在国民党军队时的连长和救命恩人。从抗战到现在几十年了，最近才联系上。”
他说自己是湖北随州人，家里还比较富裕。抗战前一直在襄阳读书。高中毕业后，他们三个家里有钱的同学相约来武汉考大学。那两个同学一个考上武大，一个考上南开，他落榜没考上，怕回家没面子，就参加了国民党学生军。1936 年前后，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读书小组，结果被国民党政工特务发现，关进了禁闭室。当时自贡的这位友人是他的连长，去德国留过学，人很正直，再加上他们平时关系很好，得知他被关了起来，心知凶多吉少，便制造了越狱假象，偷偷将余部长放走。余部长逃出后便直接参加了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后来一直做到了五师作战科科长。
余部长说，当年国民党对付具有赤色倾向的人，非常残酷，抓住后，不是活埋，就是枪毙。
我问，这位连长后来怎么留在了大陆？
余部长说，抗战胜利后这位连长当了师长。淮海战役的时候起义了。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元帅当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因为这位连长留过学，再加上又是老乡比较了解，就把他请去当了教官。20 世纪70 年代才退休。(www.xing528.com)
然后，我又让老人给我讲“中原突围”的往事。他说，当时30万中原大军，在突围之前精简了一些老弱病残，剩下的部队，分三个方向突围，一路向西经过郧西去了陕西，一路向北经过鸡公山去了河北，一路向东。他是从鸡公山突围出去的。日夜行军，人困得不行，就用绑腿布系在前面人的腰带上，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走山路费鞋子，经过鸡公山的时候，鞋底都磨破了，只好打赤脚，最后实在没法，就让特务连连长帮他找了一双鞋。
不知不觉，火车慢慢停了下来。不久，站台上传来广播声：“现在开始广播找人：湖北省委来的余部长，下车后，自贡市委有车在站台接你。”我们待旅客走完后下车，只见站台上停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车旁站着一男一女，男的上了年纪，胖胖的，头发全白了，女的很漂亮，很年轻。我上前一打听，果然是来接我们的。老连长和女儿亲自来接。小车直接把我们送到自贡市委招待所——檀木林宾馆。自贡市专门给余部长安排了一间单人大床房，给我安排的是双人间。老连长说，退掉一间，老余今晚就住在我家。我要将余部长那间退掉，余部长说，退掉双人间，你就住我那间。简单洗漱后，我说我就在宾馆吃。老连长说，今天端午节，到我家去过节。这样，我和余部长就去了老连长在干休所的家，很近，没有坐车，走路去的。老连长家弄了满满一桌菜，还特别上了节日粽子。他们两位老朋友一边喝酒一边畅谈。听他们聊天，我才知道，老连长的女儿去武汉读书时才联络上的余部长。
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自贡。回来的火车上，余部长一直在打瞌睡。我想，久别重逢的生死之交，昨晚肯定一夜无眠。
按规定，余部长去四川的费用由《汉语大字典》项目组专款报销。从四川回来，老常让我联系余部长，去武昌把票证拿回来报销。我给余部长打电话让他准备好票证，我骑自行车过去拿。谁知，他一听我说骑车，忙说：“这么热的天你不用过来，我从部里叫个车送过去，再说骑车也不安全。我过来时，给你打电话，你在出版社门房等我。”老人几乎是在给我下命令了。我只好服从。
再次见到余部长，是7 月的一个晚上。他打电话过来，说晚上过来凉快，让我提前在门房等他。我吃过晚饭就守在门房。那时的小车，没有空调，老人穿着背心，摇着一把纸扇子，满头仍然是汗。我愧疚地说，我应该自己去拿的。老人哈哈一笑，说：“这就是我的一点特权啊，我可以晚上来。你要去，只能白天，骑自行车，那还不中暑？”临走，老人再次邀请我，等天气凉快了去他家做客。我一连应答着把他送上了车。
余部长家我始终没有去。一来，我把他的话理解成了客套话。二来，我的脆弱面子观念制约了我，我总觉得，余部长是领导的领导，我无故往他家里去，别人会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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